他靠在椅背上,姿态还是那种掌控一切的松弛,但他的拇指在对敲,一下,两下。
“你以前在牛津做presentation的时候,我在台下看过。那时候你讲的是城市化进程对英国商业地产的影响,你用八页PPT讲了一个所有人都觉得无聊的话题,讲完之后教授带头鼓掌。”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文件旁边。
“我想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论坛是个很好的试金石。你讲好了,长宁的资金就批了。你讲不好,我也会批。但你会欠我更多。”
“你坐在台下看我出丑,然后照单全收?”
他看着她,缓缓开口:“让我看看,你值不值得我继续帮你。”
他在提醒她,不止这一笔。他今天只开了第一张牌。后面还有更多。每一张都需要她去北京,坐在他对面,让她不断有求于他。
两个人在一张红木办公桌的两侧,隔着一份签了字的审批文件和无数还没摆上台面的旧账,无声地对峙着。
“宋执渊。六年前你在病床上让我走。当时我手里没有长宁,没有浙江,没有云上的任何东西。我是空着手走的。现在我回来了。有一个四百亿的集团,有两千多个等着开工的工人,有你手里这张审批单。你觉得我需要你签字是因为我走投无路了?”
“不是。你的签字是制度层面的最优解,但并不是我的唯一解。”她把文件夹拿起来放进包里,“论坛我会去。你的签字我收了。至于值不值得,你会看到的。”
她站起来,拿起登机箱的拉杆,走到门口。
“还有一件事。你刚才说你帮我安排机会,你不是在帮我。你签了字,我在台上证明你宋司长判断正确。这是交换。你六年前说‘需要想清楚一件事’。到现在,你想清楚了吗。”
她推开门走了出去。
门在她身后合上。
高跟鞋踩在国家发改委走廊深灰色的地毯上。
走廊很长,冷白色的灯光照在灰白色的墙壁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她没有回头。
但她知道,她在宋执渊最从容的那层盔甲上,开了一道裂缝。
办公室里,宋执渊对着那扇已经合上的门坐了很久。
然后他摘下眼镜。
手指慢慢用力。
镜片上出现了一道细小的裂痕,从中心蔓延到边缘,像蛛网一样扩散开来。
他面无表情地把眼镜扔进旁边的垃圾桶,从抽屉里拿出备用眼镜戴上,然后翻开面前那份还没批完的文件,拿起笔,继续看。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那天晚上,他加班到凌晨两点。把长宁项目的所有材料从头到尾重新看了一遍。然后在最后一页的审批意见栏里签了自己的名字。
第一个签名最后一笔写歪了,那一捺拖得太长,像是手在落笔的瞬间抖了一下。
他盯着那个歪掉的笔画,拿起笔,把整个签名划掉,在旁边重新签了一个。
笔画端正,结构严谨,每一个转折都和他平时签过的那上千份文件一模一样。
文件合上,放在待办夹的最上面。他靠在椅背上,摘下那副备用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按了按眉心。
窗外是北京深夜灰白的天空,月坛南街上偶尔有一辆车驶过,尾灯在灰白色的路面上拖出一道很快消失的红色光带。
他想清楚了。他从一开始就在逼她。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逼迫。他替她安排好了北京的生活,替她设想好了他们未来几十年的人生。
在他的世界里,所有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不习惯问。
只需要安排好一切,所有人都会说“好”。
只有她说了“不好”。
把他一个人留在病床上,回了英国,然后接受了另一个男人。
他想清楚了。但他不会告诉她。只有让她欠了他,她才会再来。而他需要她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