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瑶这些天不太一样。
晚饭是我做的,两个菜一个汤端上桌,她坐在小凳上拿筷子先夹了一块肉,放进我碗里。
“你自己吃。”
“你做的。”
她说。
(她这个人没给人夹过菜。
她跟陆岩一年见三回,吃饭都是各扫自己那盘——她说过一次,说他们吃饭从来不说话。
)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她起来上班,先在我衣柜前面站了一会儿,从里面抽了一件外套扔在床上。
“今天降温。”
她说。
“你比我走得早,你先穿。”
“我穿制服。”
她说,“不用挑。”
(她那身穿了三年,出门前扣子一扣就走。
她今天给我挑衣服这件事,比在床上说一句什么话都重。
)
她的话也多了。
以前她坐在这儿,说的是“嗯”
“知道了”
“睡了”
;现在她说所里的事:档案室的空调坏了三天没人修、小赵把两份材料放错柜子、老周的女儿考上了大学。
她讲这些的时候自己在笑,笑得不那么短了。
晚上她在床上也比从前好。
那天我们做的这一场就跟这半个月里所有的晚上都不一样——不是动作上的改变,是她这个人变了。
她先把灯关了,又自己伸手把台灯打开一半;她坐到我腿上,两只手撑着我胸口,低下头看着我。
那天晚上她洗完澡过来的。
她头发是湿的,用一块毛巾裹着搭在肩膀上,身上穿我那件旧T恤。
进门先去把窗户关上,又把台灯拧到最暗。
“干什么。”
“你别管。”
她说。
她把我按在床沿上坐下。
她先给我解扣子。
她手指头上有那几道旧疤,指腹蹭着我胸口往下走,一颗一颗解;解到最后一颗,她停下来看了我两秒,然后把那件T恤从自己头上脱了。
(她没叫我,也没让我动。
她这个人做什么都有自己的顺序——她要在她走之前,把这件事做一次她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