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今天要被人拿话堵在茶馆里——我只去坐着。
两点二十,我们一起下楼。
我开车,她坐副驾。
她把那几页复印件一直抱在腿上,两只手压着,眼睛看着前面。
这一路我们俩没说几句话,红绿灯停着的时候她问了一句,说她那件外套会不会太素。
“素好。”
我说,“你去要一张纸,不是去相亲。”
她“嗯”
了一声,没再问。
到厂门口那条街,她让我在前面那个路口放她下来。
“我自己走过去。”
她说,“你别把车停门口。”
我在路口把车停下,她下车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抱着袋子过马路去了。
我把车往前开了一小段,停在斜对面那个小区门口——门口立着一块牌子,写着临时停车两块一小时。
我在车里坐了五分钟,把烟摸出来又塞回去,才下车过马路。
那家茶馆开在厂门口斜对面,两间门面打通了,里头摆着二十来张小方桌,靠墙一排是那种长条的藤椅。
这个点人不少,几桌打牌的,几桌喝茶聊天的,门口那个消毒柜一直嗡嗡响。
我挑了靠里那一张,背对着墙,正对着门。
挑这张桌是有讲究的:靠窗那一排看得见街,可背对着门;门口那两张正对着门,进出的人都会先看见你。
里侧这一排正好,能看见门,也能看见窗边那一排,中间隔着三四张桌的距离,说话听不全,看得全。
茶单上最便宜的是一壶毛尖,八块。
我点了一壶,又要了一碟瓜子。
隔壁桌是四个老头打牌,桌上一副扑克摊着,烟灰缸里全是烟头;另一桌坐了两个女的在挑手机壳,桌边堆了一摞。
服务员是个五十来岁的女的,围裙上别着一支笔,来回倒水,倒完顺手把桌上的烟灰缸磕一下。
我把茶倒了一小杯,没喝几口;瓜子一颗没嗑,抓了一把在手里捏着。
等她那十几分钟,我看清了屋里不少东西:门口那个消毒柜上头贴着一张纸,写着碗筷已消毒;墙上挂着一台电视,没开声音,画面上是天气预报;牌桌那边有个老头连着输了两把,把牌一摔,说他不打了。
我数了一下,这个点进来喝茶的人,一半是穿工装的。
他们坐下先把手上的活计放下——有人拎着饭盒,有人拎着工具袋。
这个点离上班还有一个钟头。
三点整,陶佳进来。
她进门没看我,直接走到靠窗那张桌子前,把袋子放在椅子上,人坐直了,手放在腿上。
三点十四分,谭哥到。
他从门口进来的时候先扫了一圈屋里——看了看右边那几桌打牌的,看了看窗边,又看了看里侧。
我在里侧,手里捏着茶单在看。
他的眼睛在我身上停了半秒,没停住,走过去了。
他在陶佳对面坐下,把烟盒和打火机搁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