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间租了才三天,合同还在,他们不撕合同——”
她说,“他们赔我。”
她把桌上那张纸推过来。
纸上是那位老太太自己写的几行字,字迹软软的,写得很客气:押金全退,违约金按合同一个月房钱,搬家的事他们可以帮忙,一个月之内腾房。
“三千三。”
她说,“加上押金六千六,一共九千九。”
“你怎么说的。”
“我说合同是自己签的,一年就是一年。”
她说,“她说对,她说他们不撕合同,他们按合同赔。”
韩蕾说到这儿停住,把抹布在水桶里涮了两下。
她跟人吵起来从来不输。
上一家馆子欠她一万一,她上门要了三回,一句软话都没说过。
可这一回对方不欠她、不赖她,还主动把钱摆在桌上——她就没有词了。
她把抹布拧干,搭在水桶边上,站起来。
“她说让我考虑三天。”
“你怎么想。”
“我在想钱。”
她说。
她把小水槽上的水关掉,转过身来,两只手撑着那张折叠桌的边缘。
“九千九是够的。”
她说,“搬一次家,押二付三,又是六千六。
找新的地方得挑,位置不好没人来,位置好租金就上去。
我这几个月收的那点钱,刚够把垫子买齐、镜子装上、把手里的会员卡退完。”
“你手里还剩多少。”
“够撑半年。”
她说,“半年里我自己不吃不喝,一个月还得给老家打过去一千。”
她说完这句就去收拾包了。
她把T恤换成外面穿的卫衣,套上薄外套,拉链拉到胸口,把那个保温杯灌满水。
“你去哪儿。”
“这条街我不认得几家。”
她说,“我一家一家问。”
她说走就走,推着门出去,门上的风铃响了一声。
(韩蕾)
东头那家修车铺我进去的时候,老板正蹲在一辆电动车旁边换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