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下楼的时候我听见她的鞋跟一声一声往下走,走到四楼的时候停了半秒——她大概是站住听了一下楼道里的动静。
礼拜四中午,林晚拖着箱子回来了。
她这一趟出去四天,人又瘦了一圈,嗓子哑着,进门先把箱子靠在墙边,坐在桌子对面灌了半杯水。
她看见我桌上那张纸,拿起来看了两遍,又看了页脚那一块斜的印子。
“这个数从哪儿来的。”
她问。
“有人给我的。”
她没再问。
不到五秒,她把那页纸放回桌上。
“两万七是他们内部的结算口径。”
她说,“恒昌报你两万六千七,对面报你两万六千八,中间那二三百是他们自己留的。
你要拿这个数,就不能再跟底下这两家磨了。”
“跟谁谈?”
“往上走。”
她说,“城东十九层,去拿钱那家。
你要是还想签,今天下午就去——你今天不去,他们那边人换一趟,你手里这张纸就过期了。”
她说完进她那屋换了件深色的衬衣,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文件袋。
“我给你列三样。”
她把文件袋放在桌上拉开,“房本原件、身份证、三份租约加评估单。
到了那边,你只做两件事:报一个数,等他们说话。
别的我来说。”
“你说什么?”
“我说条款。”
她说,“他们给你念合同,我就一条一条看。
你要记住一件事:他今天打得出这份合同,他今天就改得动这份合同。”
车拐上城东那条路的时候她又补了一句。
“他们要是问你那个数从哪儿知道的,你一个字都别说。”
她说,“你一说,给你这个数的人就完了。”
下午三点,我们上了城东那栋写字楼的十九层。
前台后面是一整面墙的玻璃,玻璃那边是大开间,几十个工位,隔断一栏一栏的。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女的,把我们领进最里头一间会议室,桌上摆着矿泉水、纸巾、一支笔和一个计算器。
五分钟以后进来两个人。
前头那个五十来岁,头发梳得很顺,手里夹着一个文件夹;后头那个年轻,抱着笔记本电脑。
介绍的时候前头那位只说是“我们这边负责这一片的”
。
“哥,你的来意我们知道。”
他说,“恒昌那边的意向我也看过。
你这一层是整层三套,二百四十平,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