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愣了一下,没听懂我在问什么。
“我是说,”
我说,“你自己要是想过来,你就过来。”
她的眼睛一下抬起来,又马上低下去,脸红了。
(她这一下脸红得很快,从耳朵一直红到脖子。
她三十七岁,孩子都上初中了,可她这句“你要是需要我就来”
说出来的时候,像个刚过门的小媳妇。
)
她坐了一会儿,把手在那条裤子上又擦了两下,才把最后那件事说出来。
“还有。”
她说,“那个钱……能不能不动。”
“哪个钱。”
“就是……”
她咬了一下嘴唇,“减的那一千。”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人整个往下缩了一点,像是怕我说出“不减了”
三个字。
她男人一回来,家里的进项就变:他退了线,跑城郊,一趟的钱比原来少一半;她这半个月少了一千二的房租进项——那间次卧给她儿子住了。
她这一千块钱,现在是她手里最实的一笔账。
)
我看着她。
“姐。”
我说,“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
她抬起头。
“我知道你的难处。”
我说,“孩子上了初中,正是费钱的时候;你男人回来了,家里有个人看着,可钱也少了。
这一千,不变,一直不动。”
她张了张嘴。
“家庭为重。”
我说,“往后我想你了,给你发消息,你家的事先办,你看情况来就行。”
她眼圈就红了。
(这一句“你看情况来就行”
,是我这半年对她说得最软的一句话。
可我说的跟她听的不是一回事——她听见的是有人体谅她;我说的是,这扇门你随时能进,可什么时候进来由我定。
)
“哥。”
她站起来,两只手在身前攥着围裙角,“你这个人……我记着你的好。”
“行了。”
我说,“菜放那儿,你先回去。”
她没走。
那天早上八点四十,她在这间屋子里待了我们那一个钟头里的十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