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仪这封信送到羡之手中后,他几乎是当场就气炸了,拍着桌子让警卫员叫来周祺,急切地问他:“39年我托你和冯辉同志给子仪送信,请她原谅我,并愿接她回国,你们到底有没有送到她手中?”
周祺的眉毛顿时皱了起来,不明白羡之怎么会突然提起这封信,回忆道:“信件自然是发出去了,我们还收到了子仪同志的回信,我记得很清楚。”
冯辉是当时机关通讯处的负责人,专管为机关以及领导们回信往来的,一应电报都是由他和手下通讯员代发代收。
羡之却越发狐疑,他把子仪亲笔的回信摊开在桌面上给周祺看:“但我昨日写信问了子仪,她说根本没有收到求和信,反而是收到一封分手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在中间‘假传圣旨’了??”
这下,就连周祺也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来。
周祺管着组织人事调动,想查冯辉的去处,自然是他来查最方便,但很可惜的是,时间太久,他查到最后,发现冯辉早在47年随机关转移至山西的途中就病逝了,这下死无对证,周祺也感觉十分棘手了。
羡之还是不肯轻轻揭过,大手一挥怒道:“冯辉不在了,那当年发信的通讯员呢?他们总还在吧?找出来,我一个一个问!”
周祺只好去翻档案,可是又很巧,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战火中谁不是颠沛流离,这些通讯员所在的电台还是敌重点打击目标,要想找到当年的通讯员,那可真是无异于大海捞针,找来找去,在有限的卷宗里面也只找到两个人的去向,一位已经于48年在战火中与部队失散,一位于57年在老家地方上病逝。
至此,真是死无对证了。
即使如此,羡之心里依旧是越想越不舒服:“怎么就这么巧?知道内情的人全都不在人世了?”
他回到家里便开始整理自己收藏的书信,试图找到当年子仪的那封分手信,可是,并没有找到。
羡之这时是真恼火了,他叫来青萍问道:“你动过我的书信?”
青萍皱着眉疑惑地看他:“没有,我没事动你的书信干什么?羡之,你现在怎么遇事就开始怀疑我?难道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堪吗?”
羡之不欲与她争辩,敷衍了几句便又回到办公的书房,郁闷地坐在椅子上抽起烟来,一根接一根,烦闷不已。
事情闹到霍时樱那里去时,她什么都没说,反问羡之是否真的想清楚了,一定要查下去吗?
原来,他们是想请霍时樱联系米高扬方出面从苏联方面寻找发报记录,子仪在苏联求医时住在儿童教会学堂,在那里以教孩子们中文、洗衣、伐木为生,她想要往国内的机关发送电报,需得经过某某国际的渠道,包括后来羡之的孩子们去苏联求学,和国内联系,也是这个渠道。
这样的渠道,羡之不信苏联方面会没有记录,虽说都是私人信件,可是,以他的身份,苏联会不截留备份吗?羡之始终持怀疑态度。
“查出来了,也不过是这么个结果。”霍时樱对此态度非常平淡,“不会改变一丝一毫你们曾经的人生。”
羡之非常生气:“这是人为的!有人故意想要我和子仪错过彼此!我怎么能不去查?我怎么可以不去查?!难道子仪受的苦就白受了吗?难道幕后换信的人不用付出代价吗?”
霍时樱看了他好一会,像是在确认羡之的决心,最终她点了点头:“我会向哥哥去信请他帮忙查询,但无法保证苏联那边一定有留档,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羡之也只能是答应下来,寄希望于苏联方面有相关的记录留下来,否则就真的一点证据都没有了。
大约半个月后,米高扬方来信,随信附上了1939年冬机关通讯处发往儿童教会学校子仪处的一封电报,署名正是羡之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