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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修史与教育（第2页）

唐太宗诏令在国子监之下设立书学、算学和律学，分别培养书法、数学和法律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学生来自两个群体：一是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二是庶人中精通其中一门学问的人。这样，唐初的国子三学就变成了国子六学。

唐太宗还设立了弘文馆和崇文馆，在皇亲国戚和三品以上京官子弟中选拔，两馆分别招生三十人。

为了鼓励士子们的学习，唐太宗多次亲临国子监，参加“释奠”仪式。所谓“释奠”，就是每年仲春和仲秋，学校师生敬祭先师孔子的隆重仪式。而且前往国子监听祭酒、博士讲论儒家经典，还规定成绩优异者除可以举送到尚书省参加贡举考试外，还可直接授予官职。甚至连玄武门飞骑经博士授业有能通经者，也可参加贡举。

地方上的学校，主要是州学和县学，其中优异者，经过州试合格的，可以参加中央的贡举考试，称为“乡贡”。“乡贡”合格者，就可以获得做官的候补资格。由于组织上比较健全，物质上有保证，再加上贡举和入仕的吸引力，贞观时学校迅速发展。

国子监的高官有祭酒一名，司业二名。六学中各有博士、助教多人，负责具体的教学活动。唐太宗十分重视教师的选拔和任用，面向全国征聘儒学大师，名儒孔颖达、马嘉运、司马才章等都曾被征召到国子监讲学。王恭原来在乡间教授弟子，声名远扬，贞观初年被任命为太学博士。

鉴于儒家《五经》师说多门、众说纷纭、文字有异、章句繁杂的情况，命颜师古考订《五经定本》，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作为国子监的教材。这样，就使学生们学有依据，不至于因文义不同而无所适从，为学校师生和科举考生提供了统一教材和参考书籍。

唐太宗还下诏允许中外各国的酋长及贵族子弟在国子六学就读。国内的少数民族酋长如吐蕃等派其子弟，千里迢迢到长安学习；新罗、百济、高丽、日本等国的统治者，也仰慕贞观之治，纷纷派遣子弟到唐留学，国子监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府。

为了更好地招纳人才，唐太宗还大力推行科举取士的制度。所谓科举制度，就是由朝廷设立科目，通过分科考试的方式，把统治阶级认为合格的人才推举、选拔出来，让他们担任政府的官吏。

科举制始创于隋文帝时期，它打破了九品中正制下，士族门阀对官场的垄断，是我国官员选拔制度的重大变革。但隋朝只有“进士科”，也没有形成定制。唐太宗即位后，社会安定，教育飞速发展，科举制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有生徒、乡贡和制举三种资格或途径。生徒来源于学馆，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和弘文馆、崇文馆等京师六学和两京各馆的考生；乡贡来自地方，为各州、县选拔进贡来中央参加考试者；而“制举”则是根据特定的需要，以天子的名义征召各地知名人士，由州府荐举到京都应试。

唐代科举的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六科，其中又以明经、进士两科影响最大。由于进士的仕途明显优于明经，所以，举子们对进士科的考试趋之若鹜。

由于进士难考，为了达到取中的目的，应考的举子常常在考前和考试期间想出种种办法进行活动，让达官贵族、社会名流了解自己的才华。他们“跑关系”常用的办法叫“行卷”，并非卷子会跑，而是把自己的诗文献给达官贵人或者学界名流，请他们把自己推荐给主考官。一次不行，就再送一次进行“温卷”。

当时有句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为举子们三十岁考中明经，已属老于科场；五十岁中进士，还算年轻，属少年得志。唐人赵嘏一语破的：“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可见进士登第之难。

士人考中了进士，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但是真正得到官职还得经过吏部的考试。这个考试就叫“铨选”。铨选合格的，就呈请皇帝授给官职。

铨选考试的内容一共有四项：一是“身”，就是指相貌外表要端正；二是“言”，就是指言辞表达要清楚；三是“书”，是说字要写得端正美观；四是“判”，就是要有审定文字的能力。

考中了进士，叫作“及第”，其中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后来，到了武则天的时候，皇帝还在宫殿上亲自出题考试。所以那时有人把进士叫作“天子门生”，因为他们是由皇帝亲自考取的。

科举取士，打破了贵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许多贫寒子弟通过科举做了高官。李义府出身贫寒，通过科举考试入仕朝廷，他担心出身卑微，不受重用，赋诗感叹说：“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

唐太宗说：“我将整棵树都借给你，难道只是一根树枝吗？”唐太宗的一句话，打消了李义府的顾虑，后来官至宰相。通过科举，朝廷选拔了大批人才，当唐太宗在金殿上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时，情不自禁地说：“天下的英雄，都来到我这里了。”

在推行科举制的同时，贞观时期也保留了“恩荫”制度，一些贵族官僚子弟可凭借父祖的官爵而任官，但恩荫并不是选任官员的主流，它只是科举制的补充形式而已。

唐太宗采取的尊崇儒术、大办学校、制定礼乐、编纂史书、盛奖科举等一系列文治措施，对唐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