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小说

第五章中外友好关系的发展（第1页）

第五章中外友好关系的发展

在宋代，历朝统治者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同时，又派政府使臣及委托海商向海外国家的政府转致“招接通好”的意向。外国使臣来宋朝，都受到盛情款待。宋朝奉行的这种对外开放的政策，对中外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亚洲许多国家都同宋朝建立了以“朝贡”为方式的官方贸易往来。宋朝同许多国家的政府之间，都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关系，一些海外国家的统治者，都曾接受过宋朝的封号。

招接通好，睦邻互利

在宋代，历朝统治者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同时，又派政府使臣及委托海商向海外国家的政府转致“招接通好”的意向。外国使臣来宋朝，都受到盛情款待。北宋末年，宋朝政府还特地在泉州设置“来远驿”，负责接待各国来华的友好使者，并且规定外国使者从泉州到都城开封途中，所经州军的官员要用伎乐隆重接待和迎送。对外国政府以“朝贡”方式来华进行政府间的贸易，宋朝不仅予以减免征税的优待，还以“回赐”的方式给予优厚的报偿。

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氏王朝，在北宋初年就同宋朝建立密切联系。有宋一代，见于记载的宋、高丽的使节交聘，高丽遣宋使臣达57起，宋朝使臣赴高丽达30次。宋朝和高丽政府，都给予从对方来的贸易商人种种优惠的待遇，所以，宋朝和高丽之间海商的贸易往来也特别密切。在两宋时期，到高丽的宋朝海商和水手，见于记载的就约5000人，许多宋朝商人都受到高丽政府的设宴招待，甚至被邀请参加节日盛会的观礼活动。通过政府间及私商的贸易往来，高丽从宋朝输入大批的丝织品、瓷器以及茶叶、书籍、手工艺品等物资，宋朝也从高丽输入大量野生药物及果品、布匹、铜器等器物。这时期宋朝同高丽王氏王朝的友好关系，是中朝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重要篇章。

与中国仅一衣带水相隔的日本，同宋朝也建立友好的关系。日本国人滕木吉于咸平五年（1002年）随中国海商来宋朝，宋真宗特地予以接见，表示了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意向。此后，日本政府通过海商多次向宋朝政府递送文牒。南宋时，宋孝宗曾派水军使臣施闰、李忠随海商出使日本，日本政府也于乾道九年（1173年），委托明州的海商携带方物向南宋“入贡”。宋朝政府对发展同日本的贸易往来始终持积极态度。日本政府对开展同宋朝的贸易也很重视，特别是在南宋时期，日本政府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不仅鼓励本国商人到中国贸易，还在对华贸易的主要口岸博多港内开凿了一个长袖形的人工港，称为“袖凑”，作为同宋朝贸易往来的船舶的停泊处。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有宋一代，从中国输往日本的货物，有四五十种之多，主要是纺织品、香药、陶瓷器、竹木、书籍、茶叶，还有各种珍禽异兽，这些商品都为日本人所珍爱。由日本输入宋朝的货物，主要是木材和硫磺，还有金子、珠子及各种工艺品。宋朝政府很重视购买日本出产的硫磺以用于配制火药，日本的其他货物也受到中国人的喜爱。近年来在日本“袖凑”遗址附近所发现的中国商人、船员的居住遗址及宋代的铜钱和瓷器，就是这时期中、日两国海上贸易频繁往来的历史见证。

在中国南面的中南半岛上，两宋时期的主要国家有交址（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及越南南部一部分）、真里富（今马来西亚境内）等。这些国家都同宋朝建立政治或经济的联系。

交址在唐代是唐王朝的辖境，五代后晋时建立独立政权，但很快又四分五裂。北宋初，丁部领统一交址，建立大瞿越国，自称皇帝。宋太宗时，丁部领及其长子被臣下杀死，幼子丁叡继位，权力被大将黎桓篡夺。宋太宗曾为此派兵讨伐，结果失败。黎桓为了取得宋朝对自己篡权的承认，遣使向宋朝进贡谢罪。不久，黎氏王朝正式取代丁氏王朝，宋朝按黎桓的请求，册封他为交址郡王。公元1009年，大将李公蕴篡夺黎氏王朝的政权，建立李朝，宋真宗也册封他为交址郡王。宋朝还在邕州（今广西南宁）、钦州（今广西钦州）等处设置博易场，开放对交址的贸易。无论是丁氏王朝还是黎、李两个王朝，都同宋朝通过“入贡”等各种方式进行贸易往来。但是，黎朝和李朝在发展对宋朝的贸易的同时，都不断出兵侵扰宋朝的边境。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冬，李朝还对北宋发动大规模入侵，攻陷北宋广西的钦（今广西钦州）、廉（今广西合浦）、邕（今广西南宁）等州，屠杀宋朝居民十余万。宋朝被迫调兵反击。李朝兵败，不得不遣使到宋军求和。宋军因不习水土，攻入交址境后又粮食不继，便允和撤兵。从此，李朝承认宋朝为宗主国，同宋朝使节往来不断。到南宋末年，继李朝而起的交址陈氏王朝，还曾同南宋订立过共同抗击元兵入侵的协议，南宋也曾调拨一批弓箭，支援陈氏王朝的抗元斗争。

占城同宋朝的关系比较密切，在北宋建国第二年（建隆二年，961年），就派使节到宋朝。有宋一代，占城来宋的使节，见于记载的就有40多起。宋仁宗时，占城因为经常受到交址李氏王朝的侵扰，曾于皇祐二年（1050年）遣使到宋朝“入贡”，向宋朝申诉该国受交址欺压的情况，要求宋朝政府出面调停，使交址不要再侵夺占城州府。占城国王也接受宋朝的册封。

4-1给予他国援助

真腊在两宋时期曾是中南半岛上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其疆域包括今柬埔寨及越南南方大片地区。宋朝政府也很重视发展同真腊的友好关系。为对付交址的入侵，宋神宗曾派刘富由广州出发，带着宋神宗的诏书，航海出使真腊国。真腊国王曾让刘富带回本国贡物。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真腊国派出使臣14人到宋朝，受到宋徽宗的接见，这批使臣在宋朝停留了一年多才辞行回国。南宋时，宋高宗又于建炎三年（1129年）对真腊国王加以册封。真腊同宋朝的贸易往来也有发展。南宋时，真腊大商有一次就同时发四艘大船到泉州港贸易黄蜡，可见贸易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真里富同宋朝的友好关系是在南宋初建立的。当时有个真里富大商人到明州（今浙江宁波）经商，不幸病死于明州。宋朝明州地方官不仅没有没收他的巨万

资产，还为这个商人治办棺材，让这个商人的随行人员护送归国。这事使真里富国王大为感动，第二年特地派使臣来华，向南宋政府致谢。从此，真里富国人也向宋朝入贡，发展同宋朝的贸易往来。

两宋时期，位于中国南海以南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主要国家，有三佛齐（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阁婆（在今爪哇岛）、渤泥（今文莱）等国家。三佛齐位于由中国诸港到印度洋北岸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航海顺风时只要20天就可以到达广州，到泉州港也只要一个多月的航程。三佛齐与泉、广二港之间已有固定的航线，不仅双方的商人往来不绝于道，三佛齐政府同宋朝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三佛齐国王派使臣来宋朝对宋真宗说，本国建佛寺，为宋真宗祝寿，要求为该寺赐名及赠送铜钟。宋真宗十分高兴，特赐名为“承天万寿”，并下令铸钟赠予。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三佛齐詹毕国主及主管国事国主之女”还专门寄信及礼物给广州主管市舶的官员。有宋一代，三佛齐向宋朝派遣的使者，也有数十起之多。除了三佛齐以外，阁婆和渤泥从北宋初年起，也都通过派遣使臣随海商到宋朝“朝贡”，同宋朝建立密切的贸易联系。

在菲律宾群岛上麻逸（今民都洛岛）、文古老（今摩鹿加群岛）及其他岛屿，同宋朝也有密切的贸易联系。其中麻逸在北宋时还曾派遣使者到过中国。

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以西的印度洋北岸，有“西天诸国”和大食诸国。“西天诸国”泛指印度次大陆各国。“大食”是当时阿拉伯地区各国的总称。在两宋时期，“西天诸国”和“大食诸国”同宋朝的海上贸易往来非常密切，大食商人到宋朝的尤其多。许多大食商人还以本国政府的名义向宋朝“入贡”，以获得贸易方面的优惠。宋朝政府对发展同大食诸国的贸易也特别重视，一些为促进宋朝同大食诸国的贸易作出重大贡献的大食商人，还被宋朝政府授予官职。

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群岛，以及印度洋沿岸这些同宋朝有政治、贸易关系的国家，因为都在中国南海周围及以南地区，在宋代被统称为“南海诸国”。由宋朝输往“南海诸国”的货物，以丝绸和陶瓷为大宗，还有各种金属和金属制品、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及农副产品。由“南海诸国”输入宋朝的货物，品种繁多，主要是香料、药材及各种奇珍异宝。这种贸易往来都是通过海上航路进行的，它使得联结中国和南海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时期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

“住蕃”与“住唐”

随着中外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人民同亚洲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也进一步发展。

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东海岸，到处都有宋朝商人和水手的足迹。中国商人同海外国家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受到所到国家人民信赖和欢迎。在菲律宾群岛的麻逸，中国商船一到，只要把货物交给当地的商贩，让他们帮助“博易土货”，当地商贩销售完毕，就把原议定价偿还中国商人，从来没有发生丧失信用的事。在麻逸附近的其他岛屿，中国商船一到，只要敲起鼓，当地商贩就争着驾驶小舟，用吉贝、黄蜡、番布、椰心簟等土特产与中国商人交易。因为中国商人为这些岛屿的居民带去了他们所需要的用品，所以，有的岛屿的居民每年都盼望“唐舶”（中国商船）的到来。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国商人更是受到热烈欢迎。

阁婆国人只要见到中国商人，就像贵宾那样招待住宿，提供丰洁的饮食。渤泥国人更对“唐人”（中国商人）特别敬重，总是以丰盛的酒宴招待，如果中国商人喝醉了，渤泥国人就会扶他们回到住处安歇。在友好邻邦高丽，中国商人更是被作为上宾款待。

4-2与邻国往来贸易

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的中国海商，因航程遥远，有许多人当年无法返回，居留海外，称为“住蕃”。有的商人和水手在海外长期定居，同当地人民通婚，就成为早期的华侨。在宋代，日本、高丽及交址等国家，都有中国的侨民。北宋时，日本僧人成寻来华，所乘海船上的梢工林皋吉，就是一个旅居日本的华侨的儿子。许多华侨因为有某种才能，受到侨居国政府的重视。例如，北宋末年，高丽国王城有华人数百，都是福建人经商到那里居留的。高丽王在这些华人中暗中测验其才能，对有才能的华人用高官厚禄挽留，有的人就因此终生留在高丽。1972年，在文莱发现一块汉字石刻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10个大字，旁刻“景定甲子男应口甲立”几个小字。景定是南宋理宗最后一个年号，景定甲子年是公元1264年。这个在南宋末年埋葬在渤泥（文莱）土地上的“蒲公”，显然是一个曾为南宋官员，后从事海外贸易并侨居渤泥的南宋侨民。

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因来华贸易而居留在中国，在宋代称为“住唐”。宋代的广州、泉州、杭州等对外贸易港口，都有从海外各国来的“蕃客”在那里居留。还有许多“蕃客”数代在中国居住，他们在中国生育的后代，被称为“土生蕃客”。宋朝政府曾根据“蕃客”数代居留中国的情况，就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的“蕃客”的财产继承权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

“蕃客”在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居住，都相对集中在一个区域。广州的“蕃客”主要居住在城南滨海地区，也有些大蕃客居住在城中。泉州的“蕃客”虽然与当地居民杂处，但也相对集中在城南一带。

这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蕃客”，虽然有的在侨居地也参与兼并土地的活动，但他们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从事沟通中外贸易联系，为发展中外海上贸易作出了贡献。有时他们也为侨居地做些好事。

例如，南宋初年，福建泉州府属下的晋江县官员受命建造一批战船，在泉州的“蕃客”就慷慨解囊，承担了建造这批战船的全部费用，使晋江的百姓免除一次繁重的科敛负担。各国来华居留的“蕃客”同当地中国居民混杂而居，虽然有时也有摩擦，甚至发生“争斗”，但是，友好相处是“蕃客”和当地居民关系的主流。有的“蕃客”还同当地的居民通婚，在中国成家立业。宋代文献记载说，广州蕃坊中有个姓刘的“夷部”人，娶了赵氏宗室的女子，官至左班殿直。这个“夷部”刘氏，显然是个长期侨居广州，取了汉姓的外国蕃客。蕃客连宗室女都可以娶，同民间女子结合就更为平常的事了。在广州、泉州和杭州，都有专门安葬卒于中国的蕃客的公共基地。据南宋人方信孺记载，广州城西十里的地方，“蕃人琢”“累累数千”。赵汝适《诸蕃志》则记载泉州有大食商人作“丛塚”于城东南，以掩埋蕃客的遗骸。在今天泉州市的东郊灵山上，还保存许多完整的蕃客墓。这些死于异乡的蕃客，所以几百年来能在异乡土地上安息，他们的墓地一直被保存下来，同当地人民的保护是分不开的，它充分反映了当地中国居民对这些长眠异乡的蕃客的敬重和情谊。如果当时的蕃客同当地居民不是友好相处的话，这些蕃客墓要完好保存下来，是难以想象的。

在中外人民的友好交往中，除了商人和水手外，还有僧人的互访。北宋初年，既有许多中国僧人到印度求法，也有不少印度僧人来华。在宋太宗所设置的译经院中主持翻译佛经的天息灾等人，就是从印度来的僧人。高丽、日本的僧人，则纷纷渡海到中国求法。

见诸中日两国文献记载的日本来华僧人，仅南宋中期至后期就达120多人。当时中、日两国的僧人经常委托海商替他们传递相互赠送的礼品及彼此往来的信件，这充分反映了两国僧人通过互访所建立的深厚友谊。

中外人民在进行贸易往来和各种形式的交往过程中，也进行着广泛的科技和文化交流。

宋代的中国，有高度发展和繁荣的封建文化，各种书籍大量雕版刊印和出售，有的书籍就通过政府间的赠送及商人、僧人的贩书和市书，流传到海外地区。以高丽为例，北宋初年，高丽就派“朝贡”使臣及僧人到宋朝，要求宋朝赠予佛经、阴阳地理书及医书。宋哲宗时，高丽又一再派遣使臣到宋朝，要求购买刑法文书、《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各类书籍。对于高丽的购书要求，宋朝总是尽可能予以满足。高丽还通过中国海商，在杭州雕刻佛教《华严经》的印版，运到高丽去刊印。通过海商和僧人之手传到日本的中国书籍也很多。宋朝海商刘文仲一次就把宋朝刊印的《东坡指掌图》二帖，《五代记》十帖，《唐书》十帖，作为礼物献给日本一个大臣。当时从中国输往日本的书籍，除《大藏经》等佛教经典外，还有大批的儒学、道学著作及各种杂书。宋朝刊印的书籍大量外销，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后来日本翻刻宋版《论语集注》，兴起了对宋学的研究，就是宋朝书籍大量输入日本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影响。高丽国有个国王特别喜爱宋朝书籍，每有海商为他购到宋朝印行的书，就换上洁服，焚香接待。像这样酷爱和向往中国的文化，也是书籍传播产生的影响。

中国的医学和医术，在宋代也向高丽和日本传播。马端临《文献通考·高句丽》记载说，自北宋末年高丽王俣向宋廷请医以后，高丽才掌握中医诊治的技术。可见，宋廷派到高丽的医生，不仅为高丽王治病，还传播了中国的医术。这时期的日本僧人荣西，在其所著《噢茶养生记》中说：“今得唐医口传，治诸病无不效验矣”。“唐医”就是中国医生。荣西的记载，反映了中国医术这时期不仅传入日本，而且获得了很高的信誉。中国制造解毒丸的技术，也是通过一个随日僧人宋的人，从中国传人日本的。

举世无双的中国丝织和制瓷技术，在宋代也随着丝绸和陶瓷器的大量外销而向海外传播。日本著名的“博多织”，就是日本人弥三跟随日僧辨圆到宋朝，学习了广东织和缎子织，回到日本对华留易的门户博多港（今福冈）兴办起来的。制瓷技术的外传就更广泛了。跟北宋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埃及特米王朝（969-1171年），曾仿制过中国的青瓷和青花瓷器。高丽在北宋时也仿制中国越窑及汝窑的青瓷。交址（越南北方）、罗斛（今泰国）烧制的青釉瓷器，也有中国浙江越窑的影响。日本著名的“濑户烧”，更是学习中国制瓷技术的产物。“濑户烧‘’的创始人藤原景正曾于公元1223年随日僧道元入宋，学习了六年的制瓷技术。因他回国后所烧制的”濑户烧“对日本制瓷业产生重大影响，身后被追称为日本的”陶祖“。

海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在宋代也向中国传播。宋真宗时，日本人滕木吉随宋朝海商来华，向宋真宗进献日本的”唱和诗“，使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文学有所了解。到泉州港贸易的埃及人，教给了泉州府所属永春县居民用树灰净糖的方法，该地区的制糖技术因此有了重大改进。一些阿拉伯地区的建筑艺术，这时期也随着”住唐“的蕃客，被带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等海港城市。今天仍屹立在泉州涂门街的清净寺，就是北宋时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礼拜寺的形状建筑的。该寺现存的圆形穹顶，尖拱形大门，以及”奉天坛“的墙壁门窗和壁龛，都具有浓厚的阿拉伯宗教建筑的风格。这座清净寺，就是宋代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建筑艺术互相交流，阿拉伯建筑艺术传人中国的一个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