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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承上启下的大隋盛世第一章隋文帝的文治武功（第2页）

首先，他在全国加紧推行均田制。均田制开始实行于北魏。魏孝文帝初期，水旱连年成灾，百姓被饥饿所困，四处流散。豪强们乘机兼并土地。主客给事中李安世描写当时土地不均的情况说：“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实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因此，李安世建议：重新均量土地，根据劳力配置相应的土地，使“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有争议的田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魏孝文帝根据这个建议，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十月，下诏实行均田制。

北魏均田制规定：男子年15岁以上，给不栽树的露田40亩；女子给露田20亩。若有奴婢，依照良人授田。若有耕牛，每头牛给田30亩，但只限于4头牛的田数。这种露田只给劳动者耕种，劳动者老了或死了，要将田还给国家。另外，每个成年男子给桑田20亩，这种桑田可世代继承，死后不归还国家，也不得买卖。但要在3年之内在田上种桑树50棵、枣树5棵、榆树3棵。若3年内种不足，则将桑田收回。不适于栽桑养蚕的地区，男子给麻田10亩，妇人给5亩，男子另加1亩以种榆、枣等树。麻田和桑田不同，耕种者死后，田地要退还国家，不得继承。原来有宅基地的，不再分配宅田，若移居新址之人，3口给宅田1亩，以为居室。

北魏实行这个制度，使农民重新得到部分土地，游离的劳动力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这对恢复北方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北魏的均田制实行的不是很彻底，在有些地方，特别是六镇地区并没有实行均田制。即使在实行均田制的地方，地主豪强的大土地制仍在继续发展，买卖土地，甚至抢夺百姓土地的事时有发生，可见北魏均田制对恢复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到北魏末期，由于社会动**，均田制被彻底破坏，这点有限的积极作用也不复存在。

北魏灭亡后，北齐、北周分别继续实行均田制。

北齐河清三年（564年）下令：每个成年男子给露田80亩，妇女给40亩。奴婢比照良人给田。耕牛一头给田60亩，限止4牛。另外每个男丁给永业田20亩。永业田不还给国家，此外的田地都按规定退还。同时还规定了给田奴婢的数额：亲王300人，嗣王200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150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100人，七品以上官80人，八品以下官至庶人60人。这个均田制度，显然对官僚富人有利。高官不说，仅以一个八品以下的小官为例，如果他有60个奴婢，4头耕牛，就可以分到3840亩土地。所以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说：在北齐，“河渚山泽，有司耕垦，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正说明北齐均田制是多么不彻底。

1-4隋唐饰品

西魏、北周的均田制规定：已娶妻者，给田140亩，未娶者给田100亩。另外，10口以上人家给宅田5亩，9口以下给宅田4亩，5口以下给宅田3亩。18岁成丁受田，64岁年老还田。但由于关中地区地少人多，有资料表明，当时普遍存在受田不足额的现象。

杨坚登帝即位后，立即重新颁布了均田法。规定男丁受露田、永业田皆遵北齐之制，园宅3口人给1亩，奴婢则5口人给1亩。官吏受田，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不同数量的永业田，多者100顷，少者40亩。此外又给职分田，一品官给田5顷，以下每品减少50亩，至九品为l顷。外官也给职分田。此外还有公廨田，以充公用。开皇十二年（592年），在统一南北3年后，杨坚又派使四出。均天下之田，把均田制在全国推行。当然，不能指望隋文帝的均田与前代有什么本质区别，杨坚实行均田，同样是照顾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杨坚实行均田，在当时至少起了两个作用：第一，均田令关于受田数额的规定，是对诸色人等占田的最高限额，这种限额对地主贵族的土地兼并多少有些限制作用。第二，杨坚所行的均田与赋税紧密结合。

北周的租调相当重，均田户每户纳调麻10斤；田租因户受田140亩，纳粟也增至5斛。如前所述，均田户尽管规定给田140亩，但实际给田往往不足额，而田租并不因为授田数额不足而有所削减。杨坚所行均田规定，均田户交租粟3斛，并明文规定未受地者不课租调。农民的租调负担确实有了很大程度的减轻。

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杨坚又下令实行“大索貌阅”、“输籍定样”等办法。

“大索貌阅”

北魏在太和九年颁布均田令的同时，又颁行“五家设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的所谓“三长制度”。三长的职责除了推行均田、功课农桑、催督租课外，另一项重要职责便是建立户籍，检查户口。很显然，户籍制度如不健全，国家的均田和征收赋役都是难以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隋文帝的均田诏令中，首先便谈到“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

可见，隋文帝是把建立新的三长制度作为推行均田法令的前提条件的。而“相检察”的含义，除了推行均田和征收赋役之外，建立户籍、检括户口便成了一项重要的内容。事实上，设置三长、检括户口、推行均田、征收赋役，可谓是“四位一体”、密不可分的。如不设置三长。由何人代表国家在乡里来检括户口、推行均田、征收赋役？同样，如不建立和检括户口，均田和征赋又怎会有着落？可见，检括户口是推行均田和征调赋役的前提条件。

对于隋文帝来说，重视检括户口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还与隋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自东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各地豪强地主的势力一直很强大。在豪强地主势力之下，很多依附农民即所谓“荫庇”农民是不在国家编制的户籍之中的，封建国家政权也无法向这些荫庇户征调赋役，使国家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调蒙受重大的损失。隋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四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因而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已是势在必行。

1-5隋朝陶瓷青釉虎子

《通典》卷七《食货典·丁中》对于隋初这一形势有概括的论述：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隳紊，奸伪尤滋。高颎睹流冗之弊，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泯。奉公蒙轻减之征。杜佑原注解释说：浮客，谓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也，……高颎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

《通典》中的上述一段文字，深刻地揭示了大量农民荫庇于豪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西魏丧乱周齐分据的历史条件下，暴君污吏将繁重的赋役负担强加在农民的头上，农民不堪承受，才不得不依附于豪室，求得荫庇，以图活命。在法制紊乱败坏的年代，这种大批农民荫庇于豪强的情况，呈现出愈发严重的趋势。高颎于隋文帝建国后，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他目睹这一弊端的流行和严重危害，为此而建立“输籍法”。于是，对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从法律上逐一作出详细的规定，地方官吏不得在法规之外再征调任何其他赋役，使农民所承担的赋税和徭役的数额，比过去大为减轻。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在于使农民知道充当豪强的佃家，虽然可以逃避军家的赋役．但收获物的一多半却被豪强剥夺去了；而作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却可以从国家所减轻的赋役负担下得到较多的实惠。两相对比之下，正如杜佑所解释的那样，在高颎为隋文帝所制定的“轻税之法”下，原先荫庇于豪强的“浮客”，全部都自行脱离豪强，甘愿重归于国家的编户齐民。杜佑所说的“隋代之盛，实由于斯”，是有一定道理的。

史书记载表明，《通典·食货典》所概括隋初面临户口隐漏情况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例如北齐时，“阳翟一郡（治所在今河南禹县），户至数万，籍多无妻”。迨至隋初，“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同上）问题既然如此严重，隋文帝决定利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通过“三长”即保长、阎正和族正（在畿外为保长、里正和党长）进行大规模的检查户口工作。于是，“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同上）隋文帝“大索貌阅”即大规模地检察户口的诏令，以其十分坚决而得力的姿态和措施，责令基层组织中的“三长”检察户口；检察过后仍发现有“户口不实者”，具体负责检户口的“三长”要处以流放远方边地的刑罚。与此同时，又特设负责受理揭发检举隐瞒户口的专门机构，以清查隐瞒户口的现象。再次，凡属于堂兄弟以下的，一律令其分家，另立户籍，以防止隐瞒户口现象的发生。可见，隋文帝检察户口的诏令，是坚决而得力的。

《隋书·食货志》又记载：“高颎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即输籍法），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

高颎为隋文帝所制定的输籍法，从实际出发，在清查户口的基础上，把每个农户应当负担的赋役数额以簿籍的方式确定下来，使农户免受贪官污吏的额外勒索，又使国家征调的赋役得以如数地征收上来。隋文帝采纳了高颎的建议，收到了“自是奸无所容”的效果。

开皇初年所实行的“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效果十分显著，共检出443000丁，计1641500口。据《隋书·令狐熙传》记载，令狐熙任沧州1（治所在今河北沧县）刺史，在沧州大索貌阅，检出1万户荫庇于豪强的“浮客”。使之成为编入国家户籍的编户齐民。

检括户口的结果，隋朝的户口数增加得很快。据《通典》卷七《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杜佑注说：“后周静帝末授隋祥，有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至开皇九年平陈，得户五十万。及是，才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万七干九百三十二。”《隋书。地理志》又载，隋文帝平定江南后，“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隋炀帝即位后，随着平定林邑、平定吐谷浑以后州I郡的增加，已达到“户八百九十万七干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干九百五十六。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以上户口和垦田数字。并非完全可靠，但隋朝户口数的迅速增加，则是不容否认为事实。

检括户口使许多逃亡灰民从豪强地主的荫庇下摆脱出来，这不仅使国家赋税收入大为增加，也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

农业发展，仓储激增

隋朝的农业是在南北朝时期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北朝时期冶铁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农具。据北魏贾思勰所著的著名农书《齐民要术》的记载，当时的农具已有20余种，其中有不少农具在此前的史籍中是不见记载的。《齐民要术》对当时农业科技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均有详细的记载。当时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蔬菜瓜果等品种空前增多。此外，牛耕的进一步推广、水利工程和设施的大量兴建等等，标志着同秦汉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隋王朝建立后，三长制、均田制、租调制的推行，检括户口工作的开展，为隋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开辟了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隋王朝存在的时间短，有关隋朝农业发展的具体情形，史书记载甚少。可以想见的是，农业生产力在动**的南北朝时期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在隋初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关系之下，使得隋朝的农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则是合乎逻辑的。就现有资料来看，最能说明隋朝农业经济发展的，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人口的增加和粮食产量的激增。而国家的广设仓窖和粮食储备的空前增加，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隋朝农业经济的发展。

1-6隋朝发明的水利筒车

据《隋书·食货志》的记载，隋王朝建立后，调入京师长安的粮食布帛等物，大量增加，即所谓“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食货志》又载：

“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陕（治所在今河南陕县）、虢（治所在今河南省西部）、熊、伊、洛、郑（治所在今河南郑州市）、怀（治所在今河南沁阳）、邵、卫（治所在今河南淇县）、汴（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许（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市）、汝（治所在今河南临汝）等水次13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治所在今山西）、晋（治所在今山西临汾）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40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

由于“渭水多沙，流有深浅”，不便于向京师漕运粮食，隋文帝“命宇文凯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市）东至潼关，300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诸州水旱凶饥之处，亦便开仓赈给。”

隋文帝诏令在各地修建的储粮仓窖，规模甚大。据《通典》卷七《食货典·丁中》记载：“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喜仓、洛口仓（又名兴洛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未有。”

上述著名大型仓窖，有的为隋炀帝初年所建。例如建于巩（今河南巩县）东南原的洛仓，筑仓城周回20里，穿3000窖，窖容8000石，可见仓窖容积之大。上世纪70年代在洛阳发掘的、建于隋炀帝大业初年的含嘉仓，已探出的粮窖有259个，大窖可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可储粮数千石。在一个仓窖中，发现了距今1300余年的碳化谷子达50万斤。

《贞观政要·论贡赋》记载，据唐初人的估计，在隋文帝末年，“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可见，隋王朝于建国后20年间所储备的粮食，竟如此之多！至于“得供五六十年”，有人理解为可供全国人民食用五六十年，这可能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可能是说封建国家的皇室、官吏、军需等用粮，可供五六十年费用，而不包括生产粮食的广大农民用粮在内。即或如此，这样庞大的储粮数字，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贞观政要·论奢纵》又载马周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对唐太宗李世民说的一段话：“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两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可见隋王朝的储备粮食，其数量确属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