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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从通过主考官员刘三吾主动“纠错”，到任用张信等复阅试卷，以调整会试结果平抑社会矛盾，朱元璋的心思一个都没实现。刘三吾主持的会试又找不到明显错误，发出的杏榜又不好作废，朱元璋只好下旨再举行一次会试。

第二次会试的结果出来了，一共录取了六十一名，比前榜还多十名。有意思的是，这次杏榜上的名单，全是北方人，居然没有一个南方人。

概率，概率论，反正明朝人谁都没学过。来京城考试的人，考上没考上，全都回去了——是谓“南北榜案（春夏榜案）”。

“南北榜案”，张信、白信蹈等二十多个考官、复查官员被杀。刘三吾老了，又是世子老师，做过很多具体的事，免了一死，发配边塞充军。

杀二十几个人，比起此前的“蓝玉案”，族诛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被杀一万五千余人，已经是“毛毛雨”了。

没有杀刘三吾，是朱元璋讲情面？是，又不尽是。最关键的，还是当初刘三吾给朱元璋解释“南榜”原因时，给朱元璋留了很大的面子，也让朱元璋明白了一个问题——刘三吾说蒙元的长期摧残，造成北方经济、文化落后。这个解释，显然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朱元璋心知肚明——北方的落后，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朱元璋所兴的大案，特别是“蓝玉案”。蓝玉征战的地点主要是北方，他的属下更多是北方人。“蓝玉案”被杀的一万五千余人，同样主要是北方人。北方经济搞垮了，社会精英被摧残殆尽，主角其实是朱元璋。非常时期，如果此次科举结果反响过大，势必对朝局产生微妙影响。有些文人不懂，朱元璋心里明白着。

科举的最终目的，是为封建王朝选拔执政队伍。纯粹地选读书人出来做官不是目的，选官的根本目的是为朝廷做事。但在客观上，明朝的科举为社会底层开辟了一条上升的通道，使社会阶层趋于垂直流动，不至于成为“高压锅”。录取作为整个科举的最终环节，事实上有不同区域政治均衡的考虑，一定程度上需要反映和体现地方民意。封建时代，人民不可能直接掌权。地方及民意的诉求要上达顶层，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官员。而科举制度，则具有某种代议制的色彩。正因为如此，科举制度也被一些人视为相对公平的代议制度，尽管封建时代不乏地方“朋党”之弊。

朱元璋一手兴起“南北榜案”，也与文人游离“实用功能”有关。“南榜”状元陈，也由此吃尽苦头。陈，闽县人，殿试后被安置到卫所，过渡一段时间后被召回京城。陈对自己的工作分配非常不理解，他在卫所研究天象，发现“今岁文星见闽”，自己中状元属于天意，太祖对自己的安排有违天意。朱元璋知道后，便将陈杀了。朱元璋杀陈，不是为了出气，也不仅仅是他私习天文违反朝廷禁令——与朝廷的需要背道而驰，在朝廷的眼里，这个文人也就失去了应用功能。

“南北榜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国统一形势发展中南北政治平衡的要求，也体现了朱元璋打击和限制江南地主的一贯政策。事件开启了明朝分南北取士的先例，至洪熙以后遂成定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惠及边远少数民族地区。

所谓分卷录取，就是根据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分南、北、中三卷录取进士，尽可能保障不同地区都有人进入国家治理阶层。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南卷的范围包括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五省，以及南直隶的应天、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安、扬州和广德州；北卷范围是山东、山西、河南和陕西四省，北直隶的顺天、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名、永平、广平和延庆州、保安州，以及辽东、大宁、万全三个都司；中卷范围是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以及南直隶的庐州、凤阳、安庆和徐州、滁州、和州。贡士人数录取比例，固定在南榜百分之五十五，北榜百分之三十五，中榜百分之十。

经“南北榜案”促成重大的变革，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而是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试。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

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为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而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朱元璋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让刘三吾等一批官员当替罪羊，满足了全国统一形势下南北政治平衡的诉求。

朱元璋在处理完“南北榜案”后，也即将走到其人生的尽头。在走到人生的尽头前，他将能想到的敌人都一一诛之，同时也建立起稳定的秩序。他为老朱家，也只能做这些了！朱元璋逝后，其孙即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召还了刘三吾。建文帝召还刘三吾，并不尽然是因刘三吾对建文帝的上台曾有不世之功。况且，如今的刘三吾明显太老，几近九十，他为朝廷也干不了什么事。建文帝召还刘三吾，无非是与太祖思路的一脉相承，朝廷还有更多的事等着知识分子来做，刘三吾是朝廷用人的一个导向。处罚一个无过之人，起用一个垂暮鲐背之人，意义都是一样的……

郑和：下西洋的绝密使命

历史上的宦官，很少有正面形象。明成祖朱棣以“靖难之役”，完成了从藩王到帝王的成功转身。而为明成祖完成神秘壮举的郑和，恰恰是个宦官太监。

一、非凡太监

郑和（1371-1433），原名马和，小名三宝（又作三保），云南人。

郑和属于回民，其波斯名便为哈儿只·穆罕默德·赡思丁。其六世祖赛典赤·赡思丁，是元朝初期来自中亚的色目贵族，乃布哈拉国王穆罕默德的后裔，曾任云南行省平章，后追封为咸阳王。曾祖父伯颜，元大德年间任中书平章。父亲原名米里金，汉名马哈只，郑和为其次子。马姓是汉化的阿拉伯语“穆罕默德”，哈只则是朝觐过阿拉伯天方（圣地麦加）享有的尊称。这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家族，郑和的祖父与父亲，都曾跋涉千里朝觐麦加，也被当地人尊称为“哈只”。

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远征云南，十一岁的马三保命运就此改变。他被蓝玉掠至南京，阉割之后成为宦官，分到了朱棣的燕王府。生理改变了，信仰也被改变——马三保被姚广孝收为弟子，法名福吉祥。

但马三保并非娘娘腔，而是长得一副硬汉模样，聪明好学，又行事果敢。据明代御用相士中书舍人袁忠彻记述：“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见到他后颇为惊异，接触之后则更是赏识有加。朱棣没有让他去干些端茶倒水的勤务活，而是选他作为自己的贴身侍卫，马三保也一步步成为朱棣的亲信。

朱棣的眼光是歹毒的，马三保不仅勇猛，而且善战。靖难之役中，马三保献计朱棣，于郑村坝连破李景隆七营，大败建文帝的南军。朱棣对这个贴身侍卫更加刮目相看，登基后立即封其为内官监太监。内官监地位仅次于司礼监，马三保官居四品。

太监，已是内官的权力顶点。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又给了马三保更大的荣耀——赐姓！

赐什么姓呢？朱棣对郑村坝之战中马三保的表现印象深刻，便赐其姓“郑”，以资纪念，马三保从此改为郑和。谁也不曾料到，这个“国姓爷”郑和，享受的还不是一时的风光，而是被永久地写入了丹青史册。

二、皇家血本

朱棣由藩王“发家”为帝王，是他从来就不会做蚀本的买卖。他让而立之年的郑和名利到顶，是因为有一根在喉骨鲠，需要郑和帮他拿下。骨鲠在喉，寝食难安，朱棣需要不惜代价。这个代价，几乎倾其国力——

永乐元年五月，朱棣下令福建建造一百三十七艘远洋帆船。三个月后，又命苏州船厂以及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诸省，另造船舶二百艘。同年十月，又令沿海各省迅速改造平底运粮船一百八十八艘。而朝廷直辖的龙江船厂，林立的兵士如临大敌，数以万计的技工昼夜加班。四年左右的时间里，单是《明实录》记录在案的大型新建（改修）船只，即达一千六百八十艘以上。

造船所用的材料，皆是上等的柚木。木材几乎来自全国，长江、岷江上游的木材顺流而下，漂至各大船厂。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时代，海量的采伐不仅消耗森林资源，巨木运输也足以劳民伤财。但这场运动过于久远，细节很难完整复原，只有《二申野录》这类野史，留下一些奇闻趣事：朝廷需要巨木，工部尚书宋礼取材于蜀地，但得到的巨木又没有运输道路，便动用上万人紧急开山。最后这个庞然大物自己走了起来，翻山越岭，发出地震一般的声音。

“神木”飞翔，似乎节省了苍生百姓的无数汗水，但可以想象，那时的大半个中国，实际上都卷入了这场浩大的造船运动。

朱棣要造什么样的船？宝船。宝船究竟什么样子，今天尚能看到它的一支舵杆，长度为11~07米，差不多是一辆公交车的长度！所谓的舵杆，不过是船只舵叶的控制联动杆。以舵杆推算，这艘船的舵叶大约为6米，近三层楼高。锚、舵转动时，需要几百人一齐动手，航行时要张开十二张帆。史料记载：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一号宝船，长度为140~7米，宽度为57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面积比标准足球场大三分之一，体量接近海军最新式的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当时的世界，根本没有第二艘。

任何一个世界纪录，都会付出旷世代价。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永乐初年之通货膨胀，变本加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因为朱棣的“大手笔”，王朝的支出常常在实际岁入的两至三倍。通胀的同时，百姓的徭役大幅度增加。朱棣便修改了他父亲朱元璋制定的规则，将农户三十天、匠户三个月的徭役，一律延长至六个月。而据相关史料，这些服役者通常一年之后仍无法归来。

如此不惜血本，朱棣究竟为了什么？

三、绝密使命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朱棣只是要找到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