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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和谈前的几个片段（第2页）

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预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军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及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持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通信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五、顽固派的压力

和平虽然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渴望，但是近视盲目、自私自利的顽固分子，依然多次从中阻梗，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我举几个例子：“……惟愿诸公始终勿忘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社会安全、生活自由、军队国有五大原则，而作合情、合理、合法之解决；否则苟安于时，必抱憾于无穷也……”——潘公展等给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的寅艳电。

“……和谈为国家之大事，绝非国共两方可得而专。其在政府，尤须不忘自身之立场，乃为国民大会去岁依据宪法所产生者。苟先漠视宪法而又置国民大会于不顾，试问诸公将凭借何种地位，有何种权力以与共党谈判？本日本会开会，佥认为此次和谈，政府应在合情、合理、合法范围以内，力求平等的和平。而其必须坚持者，应为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社会安全、生活自由四大原则。至于一切军队之必须国有，基本人权之必须维护，尤为天经地义，毫无假借迁就之余地。同人等更以为宪法与政制之任何修改，绝对为国民大会之职权，不容任何人可以越俎代庖。特主张即请政府根据去年国民大会之决议，克日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议，以为最后之决定……”——国大代表上海联谊会给李宗仁、何应钦并转各和谈代表的寅艳电。

“……（一）宪法之尊严必须维护，如需修改，应于合法程序行之；（二）中华民国国体不容改易；（三）有关人民之基本权利的自由生活方式，均应予以切实保障；（四）自和谈开始之日起，政府与中共应即无条件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五）政府代表之和谈结果，必须依法定程序核准；（六）和谈进行情形，应随时公开报道，准许新闻界自由采访……”

——留穗立法委员联谊会给李宗仁、何应钦转各和谈代表的寅世电。

“……（一）和谈内容，攸关全民利害存亡，况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故和谈进行，国共双方而外，宜有民意代表参加，容许双方记者自由采访，随日公开，以示坦白无私；（二）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纵可依法修改，而不容任意放弃；自由为国民基本，人权尤为任何政府所当尊重，本会前电所提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军队国家化，不但为往年政协决议之原则，亦且为全国人民心理之所同，此次和谈，仍应遵循不变……”——全国和平促进会给李宗仁、何应钦并转各和谈代表的寅陷电。

“……（一）和平代表抵平后，应先提出双方立刻无条件停战；（二）和谈一切报道公开；（三）和谈进行详情，应随时报告党的中央谈判结果，并应对党完成法定程序；（四）和谈内容，应坚持下列原则：（甲）国体不容变更；（乙）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必须保障；（丙）宪法之修改必须依法定程序；（丁）土地改革应首先实行，但反对以暴力实施；（戊）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员谈话会决定，由中央秘书处发给居正、于右任、李宗仁、何应钦的寅卅议穗午电。

“……（一）在总的原则上，必须将和谈与投降界限划分清楚，双方应以平等合理为谈判基础；（二）现在华北国军扼守之各据点，如青岛、太原、归绥、包头、大同、新乡、安阳等地必须保持，不能以和平为借口而轻易放弃，或有任何不合理的措施……（三）双方为表示和平诚意，于和谈开始应即停止战斗行为，并对上列各据点先行解围……”——立法委员王秉钧等61人没有日期和称谓的来信。

从这些电文中，显然已看出了顽固派的组织行动，也充分说明了国民党内部绝大多数人不知己、不知彼的昏聩糊涂情形。在那种情形下，给我们的压力是显得十分沉重的。

六、再到溪口

决定了4月1日动身到北平去之后，我就在3月29日到溪口去看蒋。这件事，外间传说有“奉李宗仁、何应钦之命”之说，这是与事实不符的。

这事是我自动提出，我的用意是：（1）蒋虽退到溪口，但到底力量还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谈得到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2）那时候，京沪的顽固分子十分嚣张，常有对我不利的谣言，溪口之行，我认为对他们有一种镇压的作用。（3）蒋当时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在党的体系上，代表们除了章士钊外，都是党员，应有向他请示的必要。（4）在礼貌上说，也有去看蒋的理由。其实，当时李宗仁对这件事倒是并不怎样同意的。

我在29日飞到溪口，30日回南京，同行的还有屈武。吴忠信是早住在溪口的。到溪口以后，我就感觉到空气和上次颇有不同。到那里的人不少，有些露了面，有些没露面。当我把和谈研究的大概情形报告了蒋，并把上述“腹案”给他看，他只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此外就广泛地谈，没有具体的意见。

这次和蒋谈了几回话。29日一到溪口就单独谈，以后有吴忠信在座也谈，30日离溪口前又作最后一次的谈。记得29日下午蒋、吴和我，从蒋住的蒋母墓庐由山径边谈边走一直走到溪口，他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我听了很高兴地说：“总裁这话对和谈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蒋答：“你斟酌吧。”

回到南京后，我马上把在溪口时蒋的表示写成新闻稿发表，次日更应立法院的邀请，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当时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事后朋友们还对我说：“这是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会议中所未曾有过的热烈情形。”到4月1日飞北平的那一天，立法院特别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到明故宫机场送行，可以见出他们——至少是大多数人心理的趋向了。

（摘自张治中：《北平和谈前的几个片段》，《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