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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北平解放（第1页）

迎接北平解放

◎苏　瑞

作者简介：苏瑞，时为国民党军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平津被服总厂共产党地下组织总支书记。

德胜门外的枪声

1948年冬天，北平在一片混乱中。

街头巷尾充斥着报贩们的叫喊声：“看看国军下落不明的消息！”

“看看国军撤守沈阳的消息！”“看看高碑店作战的消息！”小市上，买卖银圆的小贩敲着银圆，不时对过往行人悄声说：“解放军就要进城了，手头钞票赶快换银圆！”物价好像脱了线的风筝，米、面、煤、布……转身就涨了一倍、两倍。

国民党反动派的侦缉队、刑警队，不分昼夜地到处乱转，时常在街上开枪打人。捕人的“飞行堡垒”发出刺耳的怪叫声，满街飞驰，横冲直撞，就像一群受了致命伤的野兽，到处乱咬人。

当时，我名义上在国民党军队的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平津被服总厂工作，穿着国民党军队的制服，实际上是这个厂里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总支书记。这个被服总厂，共辖十二个分厂。总厂坐落在禄米仓，直接领导一、二、三分厂。这些天，总厂和分厂里的厂长主任们也乱成一团。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皱紧眉头，走起路来，身上就像安了弹簧，听到背后有人咳嗽，也要打几个哆嗦。我看到这种情况，真是喜溢心头，笑上眉梢，干起工作更有劲了。

辽沈战役刚结束，上级党组织就指示我们：东北解放以后，大军可能迅速入关。傅作义不论是守是逃，都可能运走或者破坏机器，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好机器，把这个工厂完整地交到我军手里。总支部研究以后，大家认为是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因为总厂和三个分厂的各部门都有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工人群众是拥护我们的，谁也不愿机器遭受破坏而失业或流落他乡。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了。

党发动了保护机器、反对迁厂的斗争，口号是：人不离机器，机器不离人；机器到哪里，人也到哪里。工人们说：“机器就是我们的铁饭碗，谁敢砸我们的饭碗，我们也不能让他的锅是囫囵的！”有的老工人索性把铺盖卷搬到车间，死活要同机器在一起。厂里的特务机关“督察室”，却也大肆“号召”工人“防止共党分子破坏机器”。来得正好！我们将计就计，打入“防谍组”的孟志元等同志向“督察室”建议：军务紧急，保护机器人人有责，应该把年轻力壮的工人组织起来，轮班看守。“督察室”责成孟志元等同志出面组织。于是，我们在各车间挑选了二百多思想进步、身强力壮的工人，组成了护厂队，日夜轮流在工厂巡逻。孟志元等人，便以“防谍人员”的身份，进行指挥、联络。我们的护厂斗争，变成了公开的、合法的，而“督察室”的特务们，却还沾沾自喜哩！

12月中旬的一个深夜，我住在鼓楼附近的孟志元家里，正在商量工作上的一些问题时，忽然，西北方向响起了一串枪声，接着又响起手榴弹、炮弹的爆炸声……

“啊，解放军来了！”孟志元高兴得跳了起来。

我又聆听了一下，果然，这是一阵又一阵低沉的轰鸣，只有在双方对战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这种声音。从方向上判断，那是德胜门外。我军已经直逼德胜门了！

孟志元激动得满屋转来转去，不断地问我：“解放军有多少大炮？”“同志们穿的什么样的军装？使的什么样的枪？……”

我陷入了沉思，对他的问题也无心回答了。这德胜门外响起的枪炮声，我已经等了好几年，今天终于等到了！1943年，我原在冀中七分区三十六区队第二连当司务长，后来奉调到北平城市工作部学习，走进了北平城。当时，由于自己缺乏地下活动的经验，工作真有点展不开。但想起了一位首长的嘱咐：“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应该像那‘死不了’花儿一样，不论插到哪里，只要有土，就能生根、开花、结果。这土，就是要求解放的人民群众！”心里也就落实了。几次积极想办法，总算通过关系进了日寇的新亚被服厂剪裁部当上打杂工。1944年下半年，我发展了孟志元、曹殿元同志入党，成立了党小组，工作局面才算打开。抗战胜利以后，新亚被服厂被编为国民党联勤总部平津被服总厂的一分厂。1947年，一分厂成立了党的支部；1948年，一、二、三分厂和总厂各部门都有了党员，成立了党的总支，工作越发伸展开去。我们天天盼望北平早日得到解放，特别是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越发使人产生种种奇妙的想法：不知道哪一个夜晚忽然在梦中惊醒，我军来攻城了；不知道在哪个黎明忽然在我的眼前出现了胜利的红旗……盼呀盼，这个日子终于盼望到了！

“攻城的枪炮声响了，小孟，我们的斗争又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我兴奋地说。

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北平城被我军包围以后，我们厂里的斗争形势也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组织了护厂委员会、职工联谊会、工人纠察队等，工作很多，总要到深夜才能休息。即使躺到**，也还是睡不着，脑子总是停不下来。

“子玉哥，”孟志元说：“厂里这帮头头们，可有些变了，有的还和工人拉拉扯扯，凑近乎哩！”

“这些家伙，反共反人民是老手，投机也是专家。上级指示：要咱们来它个攻心战，分化他们，动摇他们！”

“妙，‘防谍组’的家伙们，有人酒后露真言，说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后路总是要留一留的。咱们怎么攻？”

“先对他们来个警告信。”

反正睡不着，说干就干。跳下床，亮了灯，找出一份我们通过福利科一位职员搞到的总厂头头的家庭住址，拿起笔，铺开纸，我们就起草警告信。

我和孟志元都没念过几年书，用了半夜时间才凑起一封信，又费了半夜工夫复写了几十封，信的大意是：……北平被围似铁桶，你们插翅难飞，有腿难逃。你们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都被工人记在心里，写在账上。在此期间，谁如果胆敢破坏工厂、破坏机器，城破之后，定予严惩，谁如果和工人站在一起，保护工厂，保护机器，解放以后，定予将功折罪，从轻处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当机立断，否则悔之晚矣……信写好之后，为了使敌人能同时收到，我们俩骑上自行车，住东城的送西城发，住西城的送东城发，一个早上，便把几十封信分别投入了四城的信筒。

警告信起了作用，厂里的情况立刻发生了变化：那些大一点的头头和死硬分子，进了工厂，头不抬眼不睁，三步并成两步向办公室跑，进了办公室，门一关，轻易不肯外出。那些中下级头头，见了工人故意眉开眼笑、问长道短，有的还向工人说什么：“多多包涵”。一个“督察室”的小特务也慌了手脚，他特地偷偷“关照”我们在“防谍组”的一位同志说：“共产党在厂里的力量可大了，一夜之间，给全厂的大小官长都送去了警告信。以后办事别太认真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混吧！”

就在我们发出警告信的第三天，管理员贾文志突然送给我一封信。他好像怕我揪住他不放，把信向我手里一塞，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我打开信一看，里面写着已经把我开除出厂，还说什么“苏子玉，不要不自量，请尽速离厂……”等等。看过信，我一愣：难道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什么破绽？仔细作了检查，唯一可能引起敌人怀疑的是我曾两次被开除，又两次改名换姓回到工厂。但是，仅这一点，显然不能充分说明我是共产党员，更不能证明我是党的负责人。当我又一次展开信时，立刻意识到这是敌人采用了“投石问路”“打草惊蛇”的办法，想从我身上发现有关地下党的线索。想到这些，我立刻把敌人的阴谋告诉了几位同志，安排了一下工作，便离开了工厂，报告了上级。上级党认为这个分析是正确的，并指示我继续领导厂里的斗争。

夜里，我住在孟志元家里。我们又把情况逐一作了分析：贾文志名义上是管理员，实际上是个小特务。如果能镇住他，说不定还可以通过他达到警告其他坏分子的目的……玻璃窗上披上了黎明的曙光，我爬起床，立刻把这个想法报告了上级党组织，并得到同意。

走进贾文志的家门，他又倒水、又点烟，还叫他老婆炒菜温酒。没等我开口，他便抢先说：“老苏，你可千万别误会。你的事，跟我毫不相干，全是孙主任一手干的。如果没钱花，多了没有，少数的，兄弟可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