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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第1页)

土地

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消、愚俊之所生也。

——《管子·水地》

在甘渭河流域,土地是分为土和地两部分的。

土是保持着野性的原始土,也是大众的,无私的,没有具体的归属,谁都可能成为它的主人。它们从一开始就像现在一样,**着,只要你乐意,随便使唤它,只要有人需要它身上的东西也随时可以拿走。

你想撒欢,它不吭声,你跪在上面哭泣,它们也不回应,甚至你冲它撒尿,它们也从来不会恼。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发现的,那时候,我们只觉得土和我们密不可分,我们生下来会走路了,就和土打交道,等长到能放牛割草打酱油,就开始向土地索取。

春天,农家菜园子里的菜才被种进土里,而按照时令生长的野菜,已经拖家带口冒出头来。我们常做的事就是提着铲子去野地里拾野菜,这些土里长出来的花花草草,因为不用操心,所以一出生就名称模糊,因此,我们除了吃它们,还会给它们起名字,顺便也给养育它们的土起名字。

多年以后,我已经忘记乡下的野地里到底是辣辣英辣,还是小蒜辣;也忘记了吃一口苦苦菜,是先苦舌头还是先苦心头,却单单记住了这个“拾”字。那时候不懂字和词语背后所隐含的意义,也没有将其和土地关联到一起,现在想来,从这个拾字,就能看出土地的大方。

如果把植物们比作儿孙,那土地就是抚养它们长大的父母,我们挽着篮子,提着铲子,看到叶片肥大的苦苦菜,就将它们连根拔起,一整个苦苦菜就成了我们的,它们连向土地打一声招呼的机会都没有,而土地对此却不嗔不恼,要是我的母亲,她的东西被别人不打招呼拿走,会追上门去骂的。

我们经常向土借东西,从来没有归还过。我们家的苜蓿,刚好够一头牛吃一年,祖父从春天开始就惦记着秋天的时候储青草给牛过冬,所以苜蓿长到第二茬的时候,不再让我们去割了。我背上背篓牵上牛,去沟里找土借草。那里水草丰茂,够牛吃一夏天的,我吝啬到牛吃了它的草,还不给它一泡牛粪,每次看到牛尾巴微翘,就把背篓伸过去,准确无误地接住,然后背回家。牛不拉粪的时候,背篓也不是空的,铲一背篓蒲公英,晒干能换来两块钱。

放羊的人向土借的东西更多,他们赶着羊从田埂上走过,羊低头赶着草,一嘴下去,草就一个坑,有馋嘴的羊,会把头偏向别人家的地里,那里麦苗长势正好,放羊的人就用牧羊铲铲土,朝那只不安分的羊身上扔,这一铲还带着骂声,是提醒羊走正道,不能吃不该吃的。

野地里的草木就没有这个顾虑,羊群走在田埂上偷窥着麦苗又担心放羊人扔土,就只能忍着。放羊人不是不想让羊吃饱,他心疼麦苗,也怕被人看见了说闲话。一个人的好名声比什么都重要,他们宁愿对着野地说内心的苦闷,也不愿意和熟悉的人吵架。羊走正道了,他就没这个麻烦了。羊和放羊人到了野地,就彻底放开了,羊想吃啥吃啥,吃饱了尾巴一抬,留一些羊粪蛋,把地养肥点,放羊人把自己放展,美美睡一觉,或者冲着老天爷唱秦腔,野地默不作声,好像是被美倒了一样。

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些过往,才发现那时候我们对于土地,只有索取,从没想过要报恩。而动物们就不一样了,它们躲在土里,知道土的冷暖,知道土的薄厚,它们把窝安在土里,随时能听见土的脉动。它们还把粮食藏在土里,春天的时候,经常有麦子或者别的作物从土里冒出来,人们以为是土长出来的,就夸这土有眼色,一镰刀割走,招呼也不打。

土是野的地,而野地有野地的脾性,它们野,可以让草木随意生长,以自己喜欢的方式,不管是垴里,还是坡上,种子落在哪里,哪里就能长出芽,长一棵还不算,一长就一片。我们村里有一块不适合耕地却长满野桃花的地方,人们觉得它没什么用,就连名字也不给它起,后来镇上来统计山林植被,村里的人在表格里随意填了个桃花山,从此它就叫桃花山,不过此处只有桃花没有山。有了名字,这一山的桃花就长得更好了,一到春天,它们一准最先烂漫起来。这一坡桃花,是土生出来的,所有繁华和落寞只有土知道。

野地收留动物,也收留不知道来路的人和早夭的孩子。有一年,村里来了一个拖着病腿的乞丐,村里人第一次见乞丐,觉得可怜,就让他吃饱了几天,想着他吃饱就走人了,没想到他住在了山神庙的房檐下。大家想不明白他为何留在村里,只觉得他不进山神庙而住在屋檐下这个举动讲究,也就不赶他,让他像一株植物一样野蛮生长。不过,乞丐没多久就死了,这下成了一件麻烦事,人们不知道他的来历,也就不知道如何安置他,商量了几天,村里的年轻人在山神庙附近的荒地上挖了坟,选了个好日子,葬了。每年春节,去山神庙里上香的人,也会顺便在他的坟头烧点纸。我一直觉得,这事干得很漂亮,但是,有个事要说清楚,与其说是村里的人收留了他,不如说是野地收留了他。村里人在他死后两三天里,一直在商量埋葬他的地方,谁也不想让一个陌生人占用自己家的地,只有山神庙周围的荒地没有人觊觎,适合收留来历不明的人。

在甘渭河流域,早夭的孩子是进不了坟地的,人们就想到野地,在人看不到的地方,平出一块地来,专门葬他们。通常,人们会让火先带走早夭的肉身,然后野地收留骨灰,葬了之后大地之上也不留坟头,清明亲人们也不会来祭拜,就只有野地记得它们。

在我的划分里,改造过的土才能叫地,地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不过前提是被合法地分配给我们,并且签字画押,盖上红色的章,这样一来,我们就和一块被改造过的土地建立了某种关系。我们在土地上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包括把死去的亲人种进地里。因此,我们对土地心怀敬畏,像伺候家里的长辈一样,小心翼翼。

祖父和乡下大多数人一样,把地看得如生命和名声一样重,一生清白的他,也在分地的问题上留下了话柄。脑子活泛的祖父,年轻时走过南闯过北,把乡下的活物拉到陕西去换紧缺的麦子,折腾了几年,觉得还得守着老本行,就安定下来伺候几亩薄田。村里人看他见过世面,就让他当了生产队的队长。用祖母的话说,这是祖父此生做过的最大的官,这个职务除了费我们家的鸡蛋和肉之外,再没有任何好处。祖父则反驳,话不能这么说,没好处咱们家那些离家近的肥地是咋来的?

其实,这个祖父嘴上引以为傲的事,却成了压在他心里的一块病。当年,祖父借着当队长的便利,拿到了村里最平坦的几块地,理由是那里埋着族里的祖先,再者坟地太多也影响耕种。祖先的眼光恩泽了后代,要不是埋的地方大,别人准会抢这块地。祖父嘴上说有坟地影响耕地,自己却刚拿到地就提了纸火去拜,向先人们道歉后的第二天,就把长满杂草已经看不出坟堆样子的坟地平整成耕地。别人看到坟地变了耕地,背地里骂我祖父贼,祖父则笑而不语,只是每一次耕那足足有两分地的坟地时,他都走得很轻,生怕惊扰了安睡的先人们。

祖父背负骂名得来的几亩地,很快就不够养活一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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