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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历史世界中的审美价值格度（第1页）

第六章历史世界中的审美价值格度

一、文化格局中的心灵叙事

杨梓的诗歌艺术深深地镌刻上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精神之烙印。1980年代的中国重开东西文化论战，一方面是由于当代中国人又从“世界革命的中心”之迷梦中惊醒，文化论战的大多数问题、理论与学说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延续；另一方面是国人对“文革”的深刻反省。进入1990年代至新世纪，“国学热”回归，传统文化重新发扬光大，重铸新的文化精神之辉煌。

这些皆在杨梓的心灵与诗歌世界里留下了深刻的印痕。杨梓立足时代背景，通过史诗之叙述，展示民族历史文化拓辟者多姿多彩的人格风貌，突显他们各具特色的思想创获、艺术规模和心路历程；立足时代背景，依凭史诗之叙述，开始思索：在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前，应当怎样选择“现代”及其“以后”？

是以时代为经制还是以民族为本位？并且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之认同与批判———这意味着对现代的扬弃和对传统的超越———当有怎样的一种价值格度？在此慧心之提挈与难题之追问上，杨梓在着力提挈当代诗坛人文致思之纲脉和心旅，充分展示诗人的人文情怀与思想创获，潜心深掘诗人在史诗构作上的独特路径。杨梓2000年出版的《西夏》上卷，实际上是《西夏史诗》的前四卷。2004年他将完成的后四卷与上卷合并，恢复原名，该诗作被列入中国作协重点项目，于2006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2018年由阳光出版社推出修订本。《西夏史诗》是杨梓充满青春**的人生探寻之旅的一次诗学延伸、沉淀或阶段性小结：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王国维语）对自我生命的形而上关怀，也是衡量人的精神发展与否的重要标志。《西夏史诗》写出了宏大的历史世界与诗人对宇宙人生之感悟。我深信《西夏史诗》确是诗史合璧、诗哲交融的，既有浓郁的民族诗趣，也有晶莹的中西哲思。

显然，此已非诗学层面上的简单模拟，而是已将外在思辨转化为生机勃勃的眼光与态度，即积淀为有血有肉的情感—审美模态或内在价值定式，故，杨梓能用自己的心灵语言来再创性地叙述西夏历史，并不时道出前辈诗人未曾说过的妙语。所以，我认定杨梓是一位具有永恒价值的中国当代诗人之一———我们“用那些深思远虑的唯美主义者的术语来说，他就是一个‘永恒的旅伴’”

（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第142-143页）。1922年被驱逐出苏联的文人尤·伊·艾亨瓦尔德（1872—1928）在所著《俄国作家剪影集》（1906年至1910年）中称，卢那察尔斯基把普希金称为“伟大而可爱的旅伴，永恒的同时代人”。是的，杨梓的文学精神就是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一位“永恒的旅伴”。我们即便在此不谈永恒性的问题，也要坚决地向自己提出长久性的问题，而且肯定地说，杨梓是一个生命力极其长久的诗人。一个诗人的生命力之所以长久，主要取决于他的心灵库存，取决于其作品所凝结的意蕴与情调、内容与形式，对民族乃至世界的审美—文化史发展是否具有推动性。

当下是一个文学艺术曝光过于强烈的时期，任何略失审慎之差迟皆会以放大或夸张了的方式显露出它的不堪。况且，在这里，文学往往还须顾及文学之外的紧张，心灵询问本身即意味着某种会牵动那严重得多的感性后果的精神之探险。然而，当我终于有可能把一位悉心考察与感受过当代人深刻的文化震**的诗人杨梓真正作为研究与评骘之对象时，内心多少会有些忐忑。然而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则是康德所谓的“理性的公开运用”。对杨梓的研究显然有待一个新的开始，批评所展示的是诗人曾经创作西夏历史文化史诗时所具有的审美意识与文化胸襟。只要一进入研究，就不能指望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研究对象作出众口一词之论断。也许美学的结论会有相当大程度的“排他性”，在研究对象面前，研究者的心灵应当是坦诚的；他在用思维把握对象的逻辑时，也在用自己的心灵探询那逻辑后面更动人的非逻辑的信息。这需要思索与批评理念相系的“截断众流”的意志的力度，也需要非意志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灵感之机遇。然而灵感是羞涩的，它常常须有一种情致的引导，这情致是一种心理氛围，至少意味着研究者心灵的舒展、开放与没有太多之畏忌。缪想总会因神思的自由驰骋而萌生，但由神思所引发的，也会由神思处置。理念可能会作为一种代价永远伴随着智慧，但智慧绝不至于因为它坚执的话语遮挡了感觉而消歇。自由之心灵绝不因现实世界的浮躁之象而在本真的诗人之外徘徊。

许多年前，当我第一次阅读杨梓的《西夏史诗》和稍后阅读他的创作谈《寻找原型》时，就曾为杨梓史诗之诠解运思所吸引。“西夏……神秘得充满了**与诗意，悲壮得具备了用长诗表达的潜质。尤其是西夏把不屈的骨骼留在走过的地方———不管是彩塑陶器、敦煌壁画与西夏文佛经，还是西夏王陵、承天寺塔及贺兰山岩画，都放射着穿越时空的荣光，透露着树叶上传递的神话和石头里珍藏的传说。”（杨梓：《寻找原型》，《朔方》2004年第1期）这段描述寻找史诗原型的灵动文字，在我看来，恰构成一种庄重的人文诗思意趣，它提撕着杨梓系于史诗之个性和独立性的某种诗性眷注。发为现实关切，其命意正好与诗人撰写的《试论西夏文学的特色》（《宁夏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中的一段话相通：“西夏文学是西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党项为主，兼有汉族、回鹘、吐蕃等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西夏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国文学园林中的一朵奇葩。”这些并非无关紧要之论说，一经关联到诗人终身信守不移的诗学价值理念———视死如归、情爱自由、崇白尚武等精神始终是西夏文学的主旨所在，一种对西夏民族历史文化观的全然异样的理解在我这里闪电般地发生了。亦即说，由此杨梓全面开始了“这是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324页）的批评。只要我们阅读《西夏史诗》，诗人的灵魂与时代的、民族的文化传统就一目了然，就知道其作品为何会引起读者的广泛注目。在《西夏史诗》里，我们处处可以见到活灵活现的历史生活现象。诗人对灵魂、无意识、意识、人格结构以及意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呈现。

人的生命在于创造，艺术的生命也在于创造。杨梓艺术审美功能的前瞻性以及《西夏史诗》创作过程中所具有的超验性，均显示出难以估量的未来价值。1993年初，《杨梓诗集》出版，那是一部具有很高审美价值、值得文学批评界不断进行美学阐释的诗歌作品；诗集通过诗歌的意味造型，向人们展示了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中国当代现实世界的某种情绪：怀疑与信心。

虽然怀疑情绪是一个方面，但信心具有持久性，而此一持久性正是来自诗人自身的思维与情感的无拘无束———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杨梓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也不屑于表达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所谓“伟绩”；他对朦胧诗成为纯粹自我情感宣泄之载体、显现创作个体才情持保留看法，也感到朦胧诗篇幅短小、容纳有限。为了自我认定的审美理趣与价值理想、为了内心世界的广袤浩渺，他重新抬头张望自我以外的物质与精神世界，特别是在回溯西夏文化传统时有了喷吐诗情的愿望，需要以一定的诗体长度来吸纳遥之又遥之情思。所以，在1994年冬天的一个黄昏，诗人与妻子散步时偶然在旧书摊发现了一本毛边的《西夏史论文集》，眼前突然一亮：原来诗人早就在注视西夏了———那正是《西夏史诗》之萌动。如今我们讨论的这部《西夏史诗》，虽是寓抒情、叙事、议论为一体的史诗，但在框架上选择了与西夏有关的所有事象与物体的一系列颇有意味造型之片断，而且这些片断之组合、剪辑完全是由叙述主体的心灵体验来决定的，心灵体验的节奏、浓淡、层次编织了这些意味造型之片断，使之成为心理流程的具体显现。故《西夏史诗》这种叙述体，实则在其背后隐匿着某种心理流程，亦可视为“心灵之叙述”。杨梓在这部史诗中围绕着民族历史文化，采取多种艺术视角展现灵魂世界，建构叙述主体自我的心灵感受层次。“这扇神秘的大门已经关闭那扇神秘的大门即将洞开我仿佛看见你从黄河之源的天堂飞进梦乡神啊请把你的光辉洒满心灵请让她如雪飘扬让他们风行古今与八荒与万事万物一起歌唱一起舞蹈”（《序诗·黄河之曲》）。诗人常常在情感激流中有一种极其宽广的胸襟，心灵感受到古老大地之上的“灵魂”。在心理流程之辗转递进中意识到人的存在的必然与价值，这已是对人自身认定之虔诚的礼赞了。诗人心灵之自由，思想之恒定，使诗的客观叙事与主观感受得到了尽情的展现。诗人睁大灵魂的眼睛，庶几看清了近古民族文化之精义对当代人类生存与价值认定的不容忽视的暗示力量。诗人在叙述民族历史文化景观时也在为历史文化的能量而沉醉和感动，也在对历史硝烟沉落之崇尚中感受人类生命之长存与永在。西夏的历史是英雄的历史，英灵之生与死虽是生命之两极，但二者只是一墙之隔，相互之转换使接受主体感受到“追寻家园的苦难苍凉和悲壮吹响梦中惊醒的伤口吹响天堂的一朵朵白雪”。以无限的“消失”来比照，推及有限生命之无限，杨梓在意味造型的审美法则中截取到自身理念、意识、情感幻化之果实———单纯、生理的人的生与死在宇宙和人类精神之间已变得毫无意义。杨梓的这两种个体情思的自我延伸，已使他走出了传统的、固有的美学天地，开始增加主体的自我精神文化容量了。《西夏史诗》至此已不单纯是史诗了，它已形成多元的文化格局。

二、精神熔铸与本我之踪迹

饮水思源，杨梓在丰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语境中，既没有按部就班和链条式发展，也没有脱离民族传统文化精神，虽是破“壳”而出，但在意识、灵魂、情感上表征为融合统一，相对于现代文化审美意识，受惠于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出的划时代的人文精神背景却一目了然。当然，现代世界之孕育不可能切断与民族文化传统这一母体连接的脐带。任何另辟天地、重开智慧之河之努力与激励，仅仅是一种精神、意志而已，而现实世界密不透风。民族历史文化是《西夏史诗》之源头，其固有性、承继性是客观的，乃历史本身之运演，不同形态的传统文化均与具体的地域性相关联。人与自然之关系，人与社会之关系，落实到某一具体的地域，相应的文化形态便可孕育而生。人，作为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之合一，在与文化的物质、精神两个方面的关系中，既是载体，又是创体。民族历史文化精神之所以能够延续，就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主动与不断对其发展创造，否则，历史文化绝不会有以往的辉煌与后来的艺术脉络之承继。杨梓面对这样的文化，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史诗意识与意志精神。

一般而言，诗人的灵魂意志与史诗精神是高度融合统一的。恍惚间，诗人对历史的物质与精神存在产生兴趣与疑惑，心理的、灵魂的行为、情感意识顿感震颤，在失去往日历史记忆的内心震颤中寻求安宁的栖息地与精神漂泊之彼岸。诗人在《永远的昭示》中写道：“在通天的默鲁山与太阳亲切交谈在狰狞的夜森林与兽群饮血茹毛在旷远的大草原与野牛同歌共舞当她们创造了第一个神奇的符号话语的历史就成为一种纪念直抵永恒的永恒”。真理一经确立，绝对而永恒，至高无上。这里，一方面，历史的物质与精神存在与人的自由天性、本能欲望之矛盾日渐激烈，因历史物质与精神存在而建立的史诗模式、审美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意识方面失去了支撑点；另一方面，人们对自己的心智更加顾影自怜，杨梓通过《西夏史诗》，在对人们心智的开掘、发现与梳理、规整过程中，越发觉得今天人们的命运不掌握在今天人们的手中，未来的命运之神是谁，亦无从知晓。历史精神，虽较过去迸射出重重光彩，灵魂感与生命意识却更为深厚与沉重。

杨梓从伤痕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中一路走过来，开始面对中华文化沃土沉思，传统文化外在、内在的物化，使他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深感自我精神世界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凝聚，要在对古老文化传统的反思、剖析和艺术表达中去转换一种当代文化型的个体精神存在。他在《杨梓诗集·跋》中说过“我喜欢屈原、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也喜欢艾略特、帕斯、马尔克斯、艾特玛托夫，还有梵高、贝多芬、萨特、海德格尔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条大河，我只取一瓢饮之”。通过诗人提供的这份中外文学的大师名单，我们足可以看出，以魔幻现实主义、存在主义、非现实主义等为特征的诗人、作家、哲学家全在诗人的视界之内，可见其极为符合杨梓的文化“口味”。

从《西夏史诗》的审美角度而言，其外在的文化营养补充，既符合了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杨梓与接受客体的创作与审美习性，又极大地满足了杨梓更新自我、捕捉奇异、希求创新的心理与接受客体对新文艺现象渴望之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杨梓在《西夏史诗》题旨的把握上是要对民族文化作整体性思考，现实世界生存环境中的困惑与迷惘要在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系统中去追索解脱、澄清之钥匙。将史诗之根植于古老的西部文化沃土中，有助于解开一些决定民族发展与人类生存之谜。杨梓对自己创作思路作出如此之安排，此与朦胧诗等诗派已相去甚远。杨梓深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根就是《西夏史诗》之根，就是民族地域文化之根，根不深则叶难茂；杨梓也知道他挖掘这个根并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与地方理念，而是对西夏民族的重新认知，是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之苏醒，是一种追求与把握人世无限和永恒性的对象化表征。杨梓对自我精神世界重新予以观照，在民族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进行一次重铸与自我镀亮。在《西夏史诗》中，诗人不动声色的描述和对民族文化高屋建瓴式的表达，使史诗建立在中华大地上一种隐喻思维和表达方式之上。此种方式无论是对史诗的风格还是对史诗之内容都至关重要。在这里，最要紧的就是诗人的直觉与此直觉在特殊物质中的具体化。对于杨梓来说，史诗之色彩、语词、韵律和节奏等不只是技术手段的一部分，而是史诗创造过程本身之必要因素。在这部民族史诗中发出的每个声音、每次隐喻转折、每个意象之叠加、每首诗的节奏之跳跃都是一件艺术品的独立单元。在每一种语言行为和每一种审美表达方式中，我们都能发现一个鲜明的目的论结构。在史诗的任何一个部分的叙述中，各个主角都真实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每一句个别的人物对话都是首尾一贯的结构整体的一部分。史诗的语词的重音与节奏，人物声音的抑扬顿挫，人的面部表情，人的身体姿态，全都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目的———使人的性格具体化。史诗中的意味造型，凸显诗人的语词以及语像结构之功能。它是由造型、声音、韵律构成的，而这些造型、声音、韵律正如同戏剧诗体（如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作品一样，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西夏史诗》的每一卷中，我们都能够清晰地发现此种具体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这实在是一种很奇特的诗趣。亦由此，《西夏史诗》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

《西夏史诗》对地域性、民族性文化传统的揭示后面，是对理念形态内部机制的揭露，绝不是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之展览、仿古之描摹，而是有着精神重铸与自我镀亮的现代审美意识观照，是诗人欲释放现代审美理念之热能。因为在审美判断中，我们并不涉及客体本身，而是涉及对客体的纯粹客观观照。

审美的普遍性意味着审美主体不是局限于诗人个人之范围，而是扩展到全部作品的接受者范围。《西夏史诗》的想象并不是任意捏造事物的形式，而是以真实的形态向我们展示这些形式，并使这些形式成为可见的与可认知的。诗人选择西夏历史的某个方面，此种选择过程同时也是客观化的过程。当我们进入了诗人之透镜，就不得不以诗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从这个特殊的方面来观察世界。这个方面并不是瞬息即逝，而是借助《西夏史诗》已经成为经久不变的了，且一旦以此种特殊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一直以此种形态来看待它了。《西夏史诗》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进行了美学上之再认识，对现实世界中较落后的传统文化因素与国民性及文化深层心理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乃至唾弃。从哲学观念与史诗的主题来看，《西夏史诗》对过去文化历史有着较强的内在承继和批判意识，抒情主人公造型之情思宣泄表现出英雄主义倾向，在传统民族文化面前表现出极强的革新意识；同时，又对古代文明与文化充满深情而沉迷；英雄化，反英雄化与自由化，思虑较多的是抒情主人公造型自身之生存境遇与生命释放的价值和意义，这是现代诗人自尊自重、平民意识提升的结果，是把兴奋矛头最后指向人本身的一种必然结果。

《西夏史诗》在审美形态、诗体架构、语词组合上，既容纳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应目、会心、畅神、凝神、虚静、澄怀等范畴，也涵盖了现代西方美学中的人化、我思、自然实体本体论、意志冲动、生命本体、存在时间与空间、生命感性等概念，这些均对其直接产生影响。可以说，在《西夏史诗》中，诗人很善于博采中西方现代诗歌美学诸流派之意绪，形成了自己的史诗特色与主张。在杨梓那里，诗充满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史诗之创作面临着古老民族文化的渊谷与现代西方文学的朦胧雾罩。在精心绘制史诗性的审美蓝图之同时，荷马、但丁、歌德、艾略特、帕斯、聂鲁达等的影子偶然隐现其间，特别是英国现代派大诗人艾略特的著名长诗《荒原》。《荒原》虽不过几百行，但它在内容与诗歌造型艺术方面均为世界诗坛带来崭新的气象；它不仅震撼了西方诗人之心灵，也很快地波及到焦灼思考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中国觉醒诗人的精神世界，在诗歌艺术上狂热疯癫的形而上追求中，其神奇之手在隐隐召唤。杨梓从1995年开始创作《西夏史诗》，2004年完成8卷13500多行。一俟我们悉心观察便会发现，该史诗极大地体现了现代性、民间性、抒情性、叙事性等审美特点。现代性的灵魂体验、感觉色调、崇尚本我和梦幻意识均融合在《西夏史诗》之载体里，诗人的哲学观念、审美意识的表征均充分地体现着。每一卷的开卷诗，假一种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诗句，一是起着在全诗的各章节中拓展诗歌艺术张力的宽度与深度的作用；一是在各种叙述场合下，意识能够观测到通常完全隐藏在无意识中的本我之活动。意识在诗中的拓展是反思的，并且不干预造型的感觉活动，但还是能够暗中探测出本我之踪迹。支配这些行为的不是意识，而是无意识中的东西，是本我，是在诗人描写的各种场合下部分渗入意识领域的审美心理知觉。杨梓注意到，深层状态中人的行为有时也部分地受无意识的心理支配。我们的日常思想不仅取决于已被意识到的自我，也取决于隐藏在潜意识中之表象和已被意识到的表象之融合。“天空的灵魂大地的肉体光明的元素黑暗的形象光的史诗气的颂歌水的舞蹈和土的岩画以及火的紫莲温暖的月城里的石头你在建设一个梦幻的家园”（《横空出世》）。这些，都可视为是杨梓哲学与艺术灵魂之写照。所谓的哲学与艺术灵魂，最接近于严峻性、古典性与现代性，即本质上表现着平静、单纯、简洁与凝练———最高的强力感集中在古典与现代范型之中。它来自对生命之最丰满的自持与支配，它是生命的原始解放而又有现代性释放的某种节制；它是黑暗与光的对立，又是肉体与灵魂之统一。诗人以自己对“建设一个梦幻的家园”的审美状态的认识为出发点，以人类世界之存在为指归将生命之强力状态与存在进而与哲学、艺术灵魂联系在一起。审美状态是诗人自己投身于其中的领悟与活动，诗人不是外在世界的旁观者，而是始终处在审美状态之中。诗人由此得到一种对历史世界之澄明关系，一种置身于历史世界之中的可见之物的“期待视野”（德国当代美学家姚斯语），审美状态就是诗人之瞻望。在审美状态中，诗人眼中的一切都是清晰可见的，他将审美状态与哲学、艺术灵魂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意味造型状态，这一融合是在美学视域中实现的：将史诗的艺术与历史世界融合的视域。凡是艺术之最高形式，凡是艺术作为哲学与灵魂而被把握的地方，诗人就必定回到生命显现之原始状态。

永恒的艺术总是体现着永恒的风格，永恒的风格揭示生命和世界存在之原始状态，生命与世界的原始存在状态就是审美状态，在审美状态中，世界之存在清晰可见，而世界存在之显现就是美，美聚天、地、神、人于一方。在此，美学、审美状态、史诗艺术、世界之存在、美等以哲学与艺术灵魂为核心，融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美作为世界之存在之哲学显现与史诗艺术达到了统一：艺术是哲学自行置入史诗作品里的，而美是哲学在史诗作品中之显现。这就是说，把《西夏史诗》之审美形态简单概括起来，就是浑厚、丰满、单纯、逻辑、永恒、美，这既是哲学与史诗艺术风格之特征，也是杨梓创造的意味造型的美学特征———凡是本我特征显现之地方，就会出现本质丰满的诗的艺术造型。

三、审美重心与精神向度

我在此使用了“本我”之概念，其实，此一概念所涵盖之内容在杨梓的史诗中之表征十分明显，也是其史诗主体性显现的一个审美根基，与其俗见之“个性自我”相比要丰富得多。本我之存在意义，在《西夏史诗》中是围绕诗中某些造型来展开叙述的，一些造型以某个或多个为代表，并体现在具体造型身上。诗人的多元美学观照或哲学思想之凸显均力求彻底思考自己的思想，按照思考的结果去营构自己的现实世界并付诸行动，而各种不同的美学思想往往同它们固有的对象发生冲突，诗人就在此种冲突中描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这正是杨梓着迷的、始终贯穿于他的创作中的那种艺术哲学的实质所在。杨梓的目光主要指向精神存在，对于外在世界与自然世界，他只是从精神层面作出解释。因而他处处都是有意居高临下地看待人的外在世界，也只有居高临下才能更加清晰地看见人的外在世界。杨梓的诗歌美学思想方向，大体说来，应该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互融合。从1980年代中期起，现实主义仍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紧随其后就有人提出新现实主义，但没有形成理论气候；再后来随着“文化热”的讨论，西方文艺思潮纷至沓来，杨梓及中国当代多数诗人的创作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杨梓的视线不是指向现实的外在方面，而是指向现实世界的内在方面，其诗所关注的恰恰就是独异的造型、有个性的造型、不平凡的造型。只有对“底层”、对贫瘠而产生困境的人的存在真相之介入才与写实派美学特征相接近，因此，本我之存在意义、性质、权利、地位与丰富性在其《西夏史诗》中日益突出，此被诗人充分利用，本我的哲学与艺术觉醒意义在杨梓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本我在杨梓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建构起来并包括实践主体与精神主体两个方面，这些均体现了中西艺术哲学之融合，跨越了文化断裂并且接续了新世纪多元艺术美学的思考与反省。本我意识之本性与审美意识在杨梓的创造能动性方面，以及此种能动性的创造实践所带来的与历史对象（客体）的交融，对其史诗实践乃至社会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是新的审美重心开始归落于人的精神向度上的境界之开启。

美学之门是由命运之探询者叩开的，但此圣殿里的至尊之神不是命运而是境界。命运是一种他在之缘由，窥探此神秘之缘由必致人的心灵孜孜于向外趋求；境界则意味着反躬自问之人向自身寻找人生之理据，它的一个被默许的信念是：人的生命的理由在于人自己。境界的回观指示着一个全然不同的向度，唯有它才足以同命运相对而构成人的又一重终极性的眷注。其实，在《西夏史诗》里处处浸透着诗人之慧眼，此慧眼就在于对人的心灵之确信，这能够证明美、善、大等价值在史诗作品那里正通向所谓世界目的或宇宙心灵。

杨梓在他感性的事实背后，转而诉诸对美、善、大等的界说。诗人隐约告诉我们，他的出发点在于：假定有像美本身、善本身、大本身等一类对象存在。假定当然是就逻辑上说的，它的一个不言而喻之前提是假定者对所假定者的深信不疑。这是一种拟制，这拟制虽带有悬设之性质，却并不就是妄庸之独断。依杨梓之本怀，人的心灵中既然有对美、善、大之趣的需求，那么如同循着日食在水中之投影即可发现日食之存在一样，从呈现于人的心灵祈向的美、善、大即可确认那美本身、善本身、大本身之存在。其实，美、善、大对于杨梓来说不过是美、善、大的那种圆满或极致状态，它更大程度地存在于人对美、善、大诸价值无尽追求之祈向上。此可能是杨梓的价值形而上学，亦即价值祈向上的那种形而上学，但对世界终极原因的目的论式的认可使这形而上之美、善、大多染上了某种实在论之色彩。在《西夏史诗》的艺术理念上，诗人把这种形而上学的价值取向与实在论倾向引向了更深微之境地。美学的觉醒开始属意于人的境界，于是牵系于人的生存意义的形而上价值祈向成为杨梓诗歌世界之主题。诗人开始注重并倾力于获得生存、精神的过程描述，这已是对历史与文化强有力的反拨，个体的存在方式与达到存在的社会确认的人生途径为诗人所重视。诗人目不旁视地致力于以多种多样的艺术表达方式和手段来显示生命、精神、个体智慧、宏大与独异，力求达到本我实现的完美境界。

杨梓具有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双重人格，他的意志与灵魂并不进行本我与外在存在之抗衡、统一与超越，也不明确求觅本我与外在存在关系的种种途径，这是诗人的过程描述，这无疑是现代史诗创作过程中的一大进步。诗人力求追索史诗的永恒性价值，既不受一切变幻或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也不受时间与空间之约束，故其本质亦即灵魂的表现。此种灵魂之表现，默默地传达了对人类的情感和人类的命运的一种认识，其《西夏史诗》就是灵魂之表现，此已成为杨梓创作中所恪守、忠贞不渝之法则。“灵魂观的表现”是《西夏史诗》之创作母题，也是诗人的灵魂情结。诗人提倡进行永恒的沉思，努力让诗歌艺术与灵魂尽力达到默契和统一；诗歌是灵魂的表现，诗人之肉体与精神持久地合一———完全跌落在求新求异求智、求个体生存权宜、求个体精神确认的无限深广的永恒渴求的心境中。面对中国社会现实，诗人只能在此种渴求中去获得灵魂之抚慰、生存之愉悦和心理之满足，在他看来，目的的达到与最终之结果与此相比也无足轻重。此种渴求，有内在的缥缈茫然，有时也会感到些许无奈。此一点，与当代其他诗人相比，可以使杨梓无所顾忌地、缜密地编织自己的意识系统与创作目标，潇洒地挥斥自己理念与情感合一之表述，在表现方法上倾尽心智而很少去理会外在存在之限制，此确有云泥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