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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专家合作的感受（第1页）

与日本专家合作的感受

秦均平*

杭州师范学院教授

今年秋天出奇的长，酷热的夏季过去两个月了，还不见冬天的踪影。窗外桂花开了三茬，还不愿停歇，时不时地有阵阵花香飘来，常与朋友开玩笑道，连卫生间都弥漫着桂花的香味。这真是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季节。一个多月前的一天，收到了宁夏大学·岛根大学国际联合研究所关于编写《20年学术交往——中国宁夏大学和日本岛根大学的合作交流》的电子邮件，要我写写合作研究的体会。这是个极有意思又有难度的命题作文。所谓有意思，这一时期基本是我在宁夏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时期，是我现有的人生经历中时间最长，最有价值的一段。所谓有难度，虽是在谈论自己的体会，但不知道从何说起，故放了一个月才开始写。同时，必定要涉及对各位老师的研究工作进行议论。其中的老师们都是我所十分景仰的，平辈同事也是我所敬重的，不仅是他们的学问、也包括他们的人品，因此，长久以来，我对他们从心底充满感念，但现在要将议论写出，万一将来再印出来，则唯恐笔力不能胜任。实际上，与他们不是合作，而是跟着他们学习，在他们的指导下作点具体工作。好在这是一个让人兴奋，摧人思索的季节，不妨品一杯清茶，放飞思绪，任手指在键盘上跳动，随意写些不能算作文章的感想。好在是学生习作，想来即使文不对题，老师也不会怪罪。

与日本的老师们正式合作研究前，我接受了较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学习，受到了他们的熏陶。我是1985年考试进入宁夏社会科学院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起步研究的就是宁夏南部山区的贫困与移民问题。第二年，岛根大学的北川泉老师等来宁夏进行学术访问和考察，并在宁夏作了学术报告。此后又有宁夏及北京的学者前往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有幸在中方人员去日本之前就读到了大部分论文。他们回国后我又阅读了中日双方的全部论文。这之后，日本岛根大学的北川泉、井口隆史、伊滕胜久等老师多次来宁夏访问和考察，并作学术报告，每次的报告都能听到，偶尔也会进行点交谈。1992年底，我受宁夏农业建设委员会的委托，主持对“三西”农业建设10年进行评估性研究，1993年完成，此后在日本老师们访问宁夏时，曾就一些体会进行过交流。这个成果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1997年获全国“五个工程”“一本好书奖”。平心而论，在研究方法上，日本老师们的实地调研的方法给了我们很多的教益。

1999年前后，原宁夏社会科学院院长，已任银川市委书记多年的陈育宁找我和高桂英，参与他主持的宁夏人民政府的项目“中国宁夏南部山区退耕还林与经济社会发展实证研究”，与日本的老师们进行合作研究，他对项目已经有了很完整的设想。中方参与研究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胡霞，她是北川老师的学生，也是日本老师每次来宁夏的陪同兼翻译。我们戏称“胡翻”。日方有北川泉、保母武彦、井口隆史和伊滕胜久。这一项目此后又作为宁夏科委的国际合作项目。2000年，我们中方人员又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2003年，以“中国退耕还林政策及其效应”获得日本文部省的资助。可以说这一阶段，中日双方的各位老师给我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了。期间，我也在宁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任副主任。在与他们的交往、学习、工作中，我学到了很多，感想很多。

同其他任何事业一样，事情是人干的，参与合作的是个很好的团队。这个好团队最突出的体现在有好的带头人。中方的陈育宁自然是领军人。我自己常羡慕他作为一个人应该是全优了，可以证明的：一优是行政好，现位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宁夏委员会副主席，按现行划分是高级干部；二优是学问好，本人毕业于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治学主攻民族史学，在鄂尔多斯史、宁夏史及民族史学理论研究几个方向都卓有建树，是第一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三好是有个志同道合的好妻子，想当年同样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上海姑娘汤晓芳，放弃已经分配在大上海的工作，只身前往黄沙弥漫的内蒙古荒原，是何等的感情和**。四好是有两个好女儿。五好也是难得的，既能大雅，也能大俗。所谓大雅，学问自不必说，作诗写歌词摄影都很有水准。所谓大俗，也能跟牧民大碗喝酒，在农民的炕头上促膝而谈。对晚学如我的也能不忘提携。日方的北川泉老师生活中随和幽默，工作上很严谨，有时甚至是严厉。他兴趣广泛，想方设法从宁夏进口一头驴，称为“宁夏马”，加以长期喂养。自己酿酒、做陶艺，我还保存着一个北川老师亲手制作的酒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宁夏的一往情深，当年本计划把自己的退休礼放在宁夏，由于当选岛根大学学长（校长），变成了祝贺生日。保母先生著作不断，其经济学研究在日本有相当地位。更主要的是他们都能在研究中高屋建瓴，统揽全局，提出新的思路和方案。正是有他们的努力与智慧，才使得合作研究项目不断，已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中日两方的主持人都有雄心大志，在他们的推动与努力下，由宁夏大学和岛根大学共同组建了国际联合研究所，用保母和陈育宁两位先生的话说，争取要办成国际知名的研究所，两国的学者正朝着这一目标在努力，相信是能成为现实的。当然，好团队的标志还有好的学术氛围，合理的人员的年龄和学科结构等。

做学问本是一件很高尚、很神圣的事。但是在世俗化、讲实际利益风气日盛的今天，这样讲似乎有点过时了，但是把研究当成干事业、还是看作是职业，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不仅是观念、态度，更主要的是行动。中日双方学者长期合作的基础是事业，以欠发达地区山区发展为对象，进行长时期的、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为中心，促进相关理论及地区的发展。为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研究人员都亲自深入农户，进行家庭调查。北川泉和井口隆史两位先生先后10多次到宁夏南部山区进行考察，尤其是北川老师完全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还和我们一起长途跋涉、上山下乡，入户访谈。小我几岁的胡霞、高桂英两位都是有才华、能吃苦的女学者，她们克服的困难比我要多得多，尤其是孩子尚小，需要照顾，她们总是工作在前，并以女性特有的细心为项目的完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工作绝不搞花架子，玩虚活，而是真干事，坚持把案例研究、深入访谈与问卷调查结合，每年进行一次问卷调查，为定量分析提供极为重要的数据资料。正是因为大家把研究工作当作事业，才苦苦求索，努力奋斗，在努力中享受别人体会不到的乐趣，也因此才有了可喜的成果。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求真，而求真首先要求实。合作研究项目的设计是实证研究，在宁夏南部山区退耕还林区选择300个农户进行连续跟踪问卷调查研究，在3个乡各选3个农户进行入户观察研究，在固原、彭阳两县进行宏观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潮流，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兴起，虽然对科学化的思潮也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在我看来还远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科学化的基础。尤其是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缺少实证研究，因此，既要重视后现代研究方法，更要补以实证研究为特征的现代研究方法的课。所谓科学方法，就是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说证明与证伪，实证研究方法科学方法的主体，与之相联系的是问卷调查与数学统计，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大量运用。从一般意义上说，合作研究的项目都是按科学化思路设计的。

学术研究中更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研究的态度。科学的态度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在研究工作中这似乎是最基本的，但要真正做到却是不容易的。我主要负责调查问卷的设计和调查方案的执行等。在2002年的问卷中出现了一个情况。固原县有5个农户，前2年的家庭所在地的地形填写的是山区，而第三年填写的是平原。我们的设计是跟踪研究，是何原因居住地由山区变成了平原，会不会是我们的原始数据出现了问题，我自己没有解，如果是数据存在这样明显的问题，势必对数据的可信度造成影响，我打电话询问农村调查部门的调查员，由于具体负责本调查的负责人外出，又没有能及时联系上。伊滕胜久先生3次询问这一问题，我也无法回答。两位项目负责人都很着急，他们是容不得数据出现问题的。最后还是在入户访问时，恰好遇上了全家搬迁了的这5户人家，才搞清楚了居住地由山区变为平原的原因。在研究中严格要求，严谨治学，这是几位老师们的共同特点。这种严谨是一种出自内心的自然流露，是从点点滴滴的具体事情中自然体现出来的。

学术研究到底是为什么，这实在是从事这一行当的人都面临的实际问题，有的人是为了评职称，为了名利地位等。参与合作研究的这一群体是为了社会，为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服务，坚持面向实际，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合作研究始终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即中国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这类地区的发展之所以较落后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原因，促进其发展也需要长期深入研究，从而提出合理对策。这既需要有历史观，又要有现实感，要综合多学科的知识。中央在1999年提出进行西部地区退耕还林生态建设后，逐步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的具体落实，尚需实践的检验。这些政策及退耕还林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观察，并从中找出规律。项目主持人陈育宁顺应这一需求，及时设计项目，组织人员，展开持续观察与系统研究，因而得到了自治区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及时地把认识与看法报告给有关领导，吸收到相关的政策中。客观地说，从事现实研究是一件很艰辛的事，社会上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错误的看法，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往往认为没有“学问”，不被重视。这实际上是对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感的考验。科研为现实服务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面对战后大量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加大了对应用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如美国通过基金拨款的方式，促使社会科学向应用方面发展。从社会学来看历年应用性研究论文占60％，基础性研究论文占40％。英国早在1967年就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应用中心”。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应用研究的方针。在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由此可见，合作研究也是顺应了这种潮流。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就使研究者必须要以开放的心态，多方面地获取知识，多角度地看待研究的对象，其中，与国外学者的合作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其实，合作研究中不只是引进来了几个说外国话的人，更主要是引进了对问题的看法，想问题的思路，这是仅靠读书学不来的。跟随日本老师们研究宁夏南部山区问题，这是我受益最多地方。

我是很幸运的。20多年来的学习研究工作的经历，从一窍不通到略知一二，每一步都是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下走过来的。不论是他们在讲台上的鸿篇大论，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只言片语，都给了我很大的教益。要说今天多少还有一点成绩的话，其实都是模仿着老师的路子在走。同时，我的压力又是很大的。用开玩笑的话说，是上有老，下有小，因而扶老携幼。上有老如老领导陈育宁，日方有北川、保姆、井口等。陈育宁当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时曾办公室与我隔壁，中午吃过饭后有时会去他的办公室阅报闲谈。后来他被全院职工以绝对多数票抬到了党组书记兼院长的座位上（当然组织上也信任），期间两次任命职务都是我不在银川时定了，我回单位他通知我的。他主持编写《宁夏大百科全书》时，列我为编委，任社会分编副主编。2000年与日本的老师们合作时，又把我拉进课题组。可以说，这些年是他拉着我走，扶着我走的。比我年龄稍小的胡霞、高桂英两位，进步快，学问比我好，常常让我有危机感。虽然被老师们扶持着，被朋友们威胁着，与他们的合作是极其愉快的，收益是很大的。

与老师们的合作，时间已经过了3年了，我也因故调动工作、安家到杭州市。想起与老师们相处的日子，心里总是充满了感激，充满了温情，止不住思绪的纷飞。就像这11月还在弥漫天地、沁人肺腑的桂花香气。

2006．11．15于雅仕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