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以为生民立命为责
笔者问曰:为官之人应以何为工作重心?
陈廷敬答曰:民命之生死,国家安危。
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主要以民生问题为纽带。想保朝局稳定,为君者当以民生为主,考虑百姓存亡,制定有益于百姓生活的政策;为官者也应以民生为主,为民请命,安定民心。若是只顾自己的颜面,只谋自己的私利,必然会引起民怨。民怨越积越深,国之根本就越动摇,社会就越不容易安定。
有时,朝代更替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但朝代更替之后,新君新政有时会给百姓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困扰。而且,朝代的更替往往伴随着战争,经历了一场兵荒马乱的浩劫后,百姓的生活也变得苦不堪言。
康熙登基时,清朝虽已经发展了十多年,但尚且处于发展初期,国家刚刚稳定,民生还很艰难。即使是在康熙继位二十四年后,京城的治安状况仍十分恶劣,偷盗抢劫之事屡有发生,赌博、斗殴等相对轻一点的罪行更是家常便饭。社会乌烟瘴气,百姓民不聊生。
北宋著名理学家、哲学家张载曾用四句名言表达了自己的心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中“为生民立命”指的是,要为民众选择正确的命运方向,即让民众摆脱困苦,过上幸福的生活。
张载的“四为”名言简单有力,令人闻之鼓舞,许多有志官员都将这“四为”作为自己的座佑铭,督促自己,提醒自己。陈廷敬也听过这四为名言,并对其中“为生民立命”一句深有感触。他说:“民命之生死,国家安危。”在对应与民生有关的问题时,必须格外谨慎,要以让民生得到改善为宗旨去实施。
身为朝中重臣,陈廷敬将民生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视“民乐其生”为自己的责任。为了解决民间疾苦,陈廷敬提出,要对社会环境进行净化,使社会环境变得更加适合百姓生存,使百姓不需整日为了人身财产的安全而忧心忡忡。
针对一直以来京城“盗窃公行,居民不得安静”,却又始终没有专门部门管理的情况,陈廷敬上报康熙,建议:“盖番役在捕营,未必尽得其用,若令五城司坊兼辖,则臣等严饬,使察拿盗贼不法等事,可使人各尽力。”康熙听了他的建议后深感认同,便将此事交由他处理。
当时的陈廷敬身兼多职,管理治安也是他应尽的职责之一。陈廷敬认为,官员想要了解社会现状,就必须下到基层之中,体察民情,倾听百姓心声。只有了解到百姓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才能知道社会最需要改进的是什么。
为了改善社会环境,陈廷敬亲自走访民间,对当时百姓的生活环境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研究。最后他发现,当务之急是“除害”和“御暴”,只有先完成了这两项,再去“兴利”,才能水到渠成。他说:“兴利不如除害,御暴即以安良。本院秉兹法纪,日夜兢惕,于地方民生利弊,莫不留心访察。近见京城种种不法之徒,恣意妄为。辇毂之下,岂容狐鼠昼行,魍魉肆虐?若不亟为剪除,则将民不聊生,视法纪为具文矣。”
陈廷敬写了《都察院堂示为饬禁剔病民十大弊以靖地方以安民生事》,在其中提出了十条用以安民生之举措,包括:禁盗源、禁唆逃、禁抄抢、禁赌博、禁诬板、禁斗殴、禁盘放、禁小里、禁倒毙、禁蠹役。为了更好地开展治理,陈廷敬对每一条措施都加以详细说明。
这十条举措中,一部分针对的是当时社会中常见的种种陈规陋习,如抄抢、斗殴等;另一部分则针对的是在官府庇护下开展的犯罪行为,如禁诬板、唆逃等。在诬板、唆逃这类罪行中,犯罪者所言往往并非实情,而是受人威胁或指示,以已之过嫁祸于指使者的仇人;聚众赌博、盘放之人往往私下和官府有勾结,双方利益均沾;至于蠹役之罪行,则直接由害民的差役所犯。
治理乱世,最忌官匪一家。一旦官府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犯罪,成为犯罪者的保护伞,犯罪不仅不可能被真正、彻底地清除,还会日渐增长。在清朝,许多狡猾之人为保平安,便选择当地一些有权势之人做自己的靠山,平日多加巴结讨好,一旦犯了罪,只要往保护伞下一躲,至少可以活命。更有甚者利用官员的贪婪,拉其下水,使官员和自己成为一根绳上的蚂蚱,如此一来,官员为了个人利益,不但不会将他供出,还会极力保护他。
陈廷敬说:“每闻积刁巨猾,必借衙门为护身符。是以剔奸锄恶之途,反为丛奸薮恶之地。”他在民间私访时,曾在城营司坊等衙门看到番役、总甲、皂头人等,“积年巨蠹,盘踞衙门。萑薄盗贼依此辈为泰山,蓬荜小民畏此辈如猛虎”。每逢节日,那些刁滑奸恶之徒纷纷设宴,轮流将这些官役请为上座,席间推杯换盏,极尽恭维。官役们喝得满面通红,满眼得意之色,与奸恶称兄道弟,好不热闹。
衙门本应是为百姓伸张正义之所,如今却成了恶徒的据点,时常有刁滑奸恶之人上门拜访,之后又满面喜色的离开。其官员与恶人蛇鼠一窝,放任甚至支持恶事滋生,为求结案,宁可将清白之人诬告为逃盗,也要包庇真正的犯人,百姓自然没有好日子可过。陈廷敬说,这样的衙门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凡盗窝盗线,城市多事,莫不由此辈而生。”
还有一些官员索性自己当起了恶人,陈廷敬的禁诬板一条就是针对这样的事所提出的。他说:“每见地方失事,番快四出屣缉。或得一盗,不问真假,先以非刑拷打,授意供板,择人而食,谓之教点。不报真名实姓,止供外号排行。纠党行拿,排闼入户,掠其财资,辱其妻女,诬盗诬窝,蔓引株连。真盗尚无的据,平良早受奇殃。肆毒若斯,真堪发指!”
地方有案件发生,官衙并非置之不理,而是积极地四处缉拿,很快便捉到一人。官差将人带回官府,不分青红皂白,先毒打一通,然后强迫被打之人按他们的指示供出所谓真凶。若是不肯,便继续拷打,直到对方屈服画押才停止。这种屈打成招的现象便叫诬板,即用强势迫使别人进行诬告。一般被诬告之人都是与官府有过节的人,或者给过官府好处之人的仇家。
还有一种诬板与之类似,行凶之人就是官府之人。这些人或是看中了某家家财,或是看中了某家的女眷,便找借口闯入清白之家,大肆掠夺,还要给这家人冠以莫须有的罪名。他们任意抢夺家中财产,美其名曰收缴赃物。有时见家中有年轻漂亮的妇人或少女,便对其进行侮辱,或直接抢到府中。
其他官员去民间访查,有时草草查出几次小事便回到朝廷应付了事。有的官员收了好处,便对官衙的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陈廷敬这般尽职尽责,彻查时弊的官员,实属难得。在十条举措中,陈廷敬用简单却犀利的语言把当时衙门中的种种恶行一一揭露,并且揭露得非常彻底,足以体现他以民为本的为官之道,其爱民之心日月可鉴。
民生不安,国之可危。天子脚下的京城尚且如此,若是其他城市,天高皇帝远,情况必然会更糟。陈廷敬十分清楚,若是任由这种情形继续发展下去,社会越发动**,百姓越发痛苦,不要说国之发展,怕是亡国之日已不远。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治理京城的环境,改善现状,同时命各地方官一并进行整顿。
陈廷敬在堂示中指出:“以上十条,法在必行,该地方官不行严察禁除,仍蹈前辙者,或经本院访闻,或经被害首告,一有发觉,官则特简题参,蠹棍立正大典。法纲森严,毋以身触,须至告示者。”此堂示不但表现了他“以民生为念”的心怀,也刚好符合圣意。
康熙能被后人称之为明君,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重视民生,崇尚“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的儒家思想。清初土地大量荒芜,再加上后来平乱时的战争,以及不时发生的自然灾害,百姓经常颗粒无收。为了改善百姓的生活,康熙中止清初实施的圈地计划,鼓励垦荒,实行更名田,蠲免钱粮,轻徭薄赋,修养民力。
平定三藩后,康熙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发展生产,曾一次性免掉了湖南湖北四年的“近贼地方额赋”。一些曾因战乱流亡他乡的农民回到家乡后,家徒四壁,想要继续务家,却连耕田的工具都买不起。为了鼓励百姓务农,康熙为他们准备了许多生产工具和耕牛,所有农民都可以向朝廷借用。
陈廷敬出任户部尚书后,康熙提出的种种利民政策得到顺利实行,都离不开他的功劳。陈廷敬以利民为基本,主张“藏富于民”“厘剔夙弊”。在实施“蠲免赈济”政策时,他积极响应皇帝,鞍前马后地忙碌,康熙和百姓都对他称赞不已。
陈廷敬对康熙推出的爱民利民政策皆表现出了极大的认同和支持,并且全力将康熙的每一条圣谕落实到基层,这也是康熙格外看重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