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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村畜牧疫控两代人（第1页）

移民村畜牧疫控两代人

2000年5月，大武口区隆湖吊庄八分沟发生了一起羊只疾病传染疫情。一位身材中等、面目稍黑的中年男子，带着我完成了疫情点周边的调查工作，他就是刘成山。作为隆湖吊庄的兽医工作主管人员，他掌握了疫情来源、养殖分布、地理环境以及疫情发生始末的第一手材料，为疫情扑灭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

刘成山是当年来到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第一代吊庄移民，也是当时隆湖兽医站唯一的一名大学生。随着大批移民的到来，隆湖吊庄逐渐形成了多户小群的家畜养殖模式，家家户户基本能圈养年猪一两头。整个吊庄农户饲养生猪、肉牛、菜羊等家畜的规模在3500头（只）左右。然而，由于存在居住分散、家庭散养、分布稀疏、观念陈旧、方法落后等原因，既给推广动物疫病防治技术增加了难度，更给吊庄移民的家畜养殖带来了极大风险。

刘成山喜欢练习书法，常常在工作之余躬耕砚田，笔端寻乐，见人总是先用笑容替代语言，从来不多说一句没用的话。2000年，正是家畜口蹄疫疾病发病率较高的一年。面对各家各户畜禽疫病发展变化的具体情况，他一改平日的寡言淡语，总是事无巨细，了然于胸，说个没完没了。

隆湖兽医站兽药门市部是他经常接待养殖户的地方，每当有人前去咨询时，他就详细地询问畜禽发病的经过和症状，推荐有效的治疗方法和对症使用的兽药，遇到户主说不清楚疾病的情况，他就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亲自上门诊断。他开兽药处方与众不同，一般只开简单管用的几样中草药，基本不开大处方。

用他自己的话说：“老百姓养个牛羊不容易，有用没用的药开了一大堆，多花了钱不说，还不一定就能治好病！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不能一切向钱看！”

2003年，隆湖富民村农户圈养的生猪发生了新的猪瘟疫情。这种疾病跟2000年的羊只疫情相似，都是人畜共患的疾病，人一旦感染，就有失去生命的危险。跟前面一样，这次刘成山同样又参加了疫病消杀扑灭工作。我问他“：你拖家带口的，难道就不怕感染吗？”他说“：怕也得干！”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在不经意间，把对他的称呼改成了“老刘”，其实他的年龄比我只大了一轮。我们在电话中聊得更多的内容是：地区发病的原因、疫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推进动物疫情检疫报告的工作制度等。我曾经在国家级重点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研究隆湖地区猪瘟疫情的文章。当时我问老刘“：需不需要挂个名？以后评职称有用！”老刘笑着摇了摇头。

2003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让我改变了对老刘的认识。老刘的女儿刘娟娟高考结束后，需要填报大学志愿。其实女儿已有自己喜欢的专业，但老刘不同意，他非要女儿报考农业类学校不可。最终女儿被录取到青海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应聘到隆湖兽医站工作，在父女关系中又多了一层同事关系。在女儿就业的问题上，我曾经建议老刘找一找熟人想想办法。没想到他甩给我一句名言：“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人、靠老爷子都不算！”

子承父业创办实体

2008年，刘娟娟回到青海生孩子的时候，老刘的老伴儿病倒了。

当时新分配的3个大学生都还不熟悉工作，也没有工作经验。老刘一方面操心兽医站的工作，费心费力带徒弟；另一方面还要照顾老伴儿，真是忙得不得了，一忙就是40多天。老伴儿躺在病**，常常不能按时吃饭，为此老刘没少遭埋怨。

2007年前后，在全市基层兽医站标准化建设中，隆湖兽医站是全市大学生比例最高、专业人员比例最高、档案资料最规范齐全的先进工作站。女儿体谅父亲的辛苦，放弃工作在家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一晃三年过去了，一直等到丈夫从青海归来。

2013年，我第一次见到了老刘的女婿。他叫红明，中等个儿，体态黑瘦，眼睛明亮，充满阳光，这是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他跟娟娟在青海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相识、相知、相爱，婚后红明留在了青海一家养殖场。他在那里见到了牧民近乎原始的养殖技术，了解了牧民对养殖致富的期盼，感触了巨大疫病损失对牧民造成的落差。这些情景在他的内心深处埋下了一棵“要把动物防疫当作事业来做”的嫩芽。就这样，红明在青海一干就是7年，养殖技术以及疫病防控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2013年，红明被招聘为大武口区村级防疫员。此时，隆湖吊庄所在的行政区域，已经交给了大武口区管理。老刘对女婿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技术方面“横挑鼻子竖挑眼”，在管理方面言传身教，让红明更多地了解大武口区的养殖状况。

2016年，国家进行动物防疫改革试点，向社会购买动物防疫服务。

当时，大武口区年畜禽饲养量大约260万头（只、羽），养殖数量比2000年增加了数倍，养殖分散，劳动强度大，种种不利因素加大了两代人的思想压力。“年轻人就要敢闯！”老刘首先表了态。小两口思前想后，决定承包大武口区动物防疫工作，同时确定了今后要把动物防疫作为事业来发展的理念。

2016年年底，小两口成功注册了“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吉丰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简称：“吉丰合作社”），成为大武口区第一家从事动物防疫工作的社会化服务组织。翌年2月，吉丰合作社与大武口区签订了《大武口区政府购买动物防疫服务合同》，他们正式承包了大武口区动物免疫、消毒服务等工作。吉丰合作社董事会以老刘的女儿刘娟娟为董事长，女婿红明为理事会理事长兼动物防疫负责人。这一年老刘退休了，被聘为合作社顾问。

吉丰合作社成立后，遇到了两个难题。一是没有人来应聘防疫员。各村队原有的防疫员心里没谱，在一旁观望，不来参加应聘；新出校门的大学生，既没有工作经验，又嫌报酬太低。小两口也有顾虑：毕竟家境不算充裕，没有发展基础，万一发不出工资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老刘成功招聘来了4名工作人员和5名临时劳动力，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二是免疫死亡问题。免疫死亡出现的时候，就是红明心里最难受的时候，也是合作社工作最难开展的时候。国家虽有补偿政策，但标准较低。一些养殖户认为补偿太少，心有怨气，甚至还有堵大门、骂大街的情况出现。

压力就是动力，凭着一股子勇气，红明克服各种困难，带领员工一心扑在事业上。然而，到了年底一算账，因为没有达标，合作社只能领到当年承包费的90%，去除各项杂费，基本没有收入。失败和教训的阴影笼罩在他们的心头，红明事业的积极性也受到了挫伤。那年冬天，石嘴山市组织开展冬季技能培训和新型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活动，红明带领合作社成员积极参训。通过培训，在管理能力、发展思路、团队专业技能提升等方面有了改进。

2018年，合作社再次承包了大武口区动物防疫工作。红明在防疫管理方面大胆改革，调整了工作人员的任务分工，放弃了单打独斗的模式，确定了“正式人员+临时工”的防疫方式。同时，对照免疫程序确定了“初次免疫+加强免疫”的技术思路。

为了弥补人力不足，提高工作效率，防止工作人员被职业病感染，他们添置了连续注射器和喷雾消毒器，免疫密度和免疫合格率等考核指标均有了提高。他们不辞辛苦，不嫌麻烦，把能利用的时间都花在了与养殖户的沟通上。对那些实在不愿意配合防疫的少数人，寻求管委会和政府机构协助做好工作。

2018年夏季，隆湖地区发生了1例人传人流行性乙型脑炎病例。笔者恰巧在疫区开展宣传调查工作，红明配合笔者完成了走村入户。在疫情防控期间，他多次完成了样本的采集，配合富民村开展环境整治和病毒消杀。此时，他那个貌似刘成山体型中等、面目稍黑、情况熟悉、尽职敬业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2018年是收获的一年，吉丰畜牧兽医专业合作社不仅完成了流行性乙型脑炎防控任务，拓展了人工授精、疫病诊断等服务项目，而且在大武口区年底政府考核中获得了满分，合作社终于从失败中站了起来。

伴着压力成长

2019年年初，宁夏境内首次发生了非洲猪瘟疫情。大武口区给合作社增加了疫情排查、监测采样等防疫项目。合作社在全力做好春季集中免疫工作的同时，圆满完成了辖区疫情排查报告工作，为大武口区制定防控措施提供了真实准确的调查数据。上半年免疫抗体检测显示，大武口区各项指标全部达到考核标准。

5月，惠农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石嘴山市疫情压力倍增。在疫情封锁的那段时间里，他们顶着压力逐户排查，及时完成了疫病死亡猪采样送检工作。在疫情面前，合作社各项措施稳步推进，为解决进一步发展问题，他们采取了招收人员、提高技能等措施，打破地域限制，进一步拓展了防疫业务的范围。

（供稿：殷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