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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歌与幻象（第1页）

挽歌与幻象

◎桑克

陷入回忆之中的时候，常常想提笔写些什么，留给暮年的自己，但至今纸上还是一片白底，仿佛一场无形的火烧掉了什么。我是惯于沉默的，觉得自己的生命还很长，为什么急于今日记录那些说不清楚的感觉和事实呢？而且有时是疲于奔命的缘故，没有精神写这类磨人的文字。青春。我为什么这么晚意识到这两个字的存在？而感觉到时，竟淡淡而且欲弃我而去了。更何况一部分日记存在长春，我相信那里面的自己或许更像自己。我懵懂极了，是真的懵懂，而且啰嗦。

但是我还是要说的，出于友情的难以拒绝，或是留些浅薄的痕迹，给什么人看。

现在什么诗意都没有了，而且连无可奈何的力气都没有。我听见有个隐身人凑到我的身边：嘘。世界像块玻璃塔碎掉了，而我站在远处的东山上看到的却是满地金子。

徐江或者别人写的比我详略得当。

我怀疑自己得了丧失记忆的毛病，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些年我都在做什么。或者根本什么都没做。这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了。最实际的是那些日子里面没有一件真正的事实，而是充满了云雾，而且某些事物是现在不能说的，而且某些秘密是到弥留之际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发过誓，但我却必定要将这些裹得严严实实的秘密带到骨灰盒里去。我想说带到坟墓里去，但一想我这一辈子注定是不会有坟墓的。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坟墓的一代人。老褚就在一个骨灰盒里，他生前那么伟大，而现在是一堆令我伤心的灰。可见我的归宿也没有什么认真探究的必要了。到处是意义的灰。或许是因为二锅头喝多了，或许是沉浸在脆弱的煎熬里久了，我在笔记簿里愤怒地写下这句诗。而我现在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却根本不知道愤怒是何许人。楼前是新挖的棺材似的孔穴，大约是地基什么的，阳光在上面，阳光总是高高在上的，而我没有说话的愿望——曾经有过，仿佛曾进过春天的花园睡了一觉一样。一觉醒来，发现庄周在一侧鼓缶而歌，而李耳的青牛却早已无踪影了。满卷的荒唐，连作者也不知其中的原委，因为我们还在无边的水里，未曾及岸呢。

好像事先有过规定，得按一定的顺序写。这样不仅清楚，而且不易引起消极的影响。我承认这些有理。

我花费了好大功夫在写梯子，而你或你们——读这些无聊文字的人却没必要关注我的梯子，你们看天堂好了。

而我没有天堂。

地狱似乎也没有。有的只是伊沙他们常常说的那句裹着南腔北调混合体的“切口”：说不清——天堂、地狱说不清！想想说这些话的时间、地点以及房间里的陈设，我们自己的表情，我心里竟然有好多温馨的小虫子爬过寂静的心街，既暖洋洋，又伤感。我知道谁最厌恶伤感了。我不说，你自己招了吧。

还得从事情开始，否则书就卖不了钱了。

我是斯坦尼，不是布莱希特。

第一句正经得不行。第二句是突如其来的话，但此中的意思，我的兄弟们都懂，我就不必解释，而且他们要满怀笑意、毒意或爱意地骂我：谁让你做斯坦尼了？我们败得不够？关于败，还有一词，我不说了，留给兄弟们自我欣赏。

若是美国的农场，兴许读者会上来点兴趣。中国的农场肯定要差点劲儿。至于什么劲儿，我说不清（又一个说不清，乖乖隆里个咚），反正我认为这是崇洋媚外的一个理由。说这话时我没有去伯克利卖意大利馅饼。

我从农场坐车来首都念书。光荣和喜悦不说了。新鲜而且好奇。我不说自己傻得可爱，我说自己纯洁得可爱。

西西楼304室。

和我一天来的三男一女归宿如右：福建一个，教书；云南一个，贸易；北京一个，教书。还有一个女的，是伊沙的夫人，老G。很高兴能在伊沙面前举着酒杯说，我可知道老G年轻时的模样！

徐江说，或者徐江引用伊沙的话说，管他谁说的，这句话很感人——伊沙、桑克、徐江是三套马车！听完这话，活着有劲多了！

我们五个跟着三轮车。三轮车上是行李。骑三轮车的人是个胖子，后来在现代汉语课上反反复复地教我们念“西单不是西单（Seidan）”周同春，李大魁先生叫他“胖周”。

北京城市整齐，南道就是南道，北道就是北道，不像成都整个一自行车轮辐条，分不清哪是哪，瞧着心里乱。可中午去西饭厅吃黄瓜炒肉片，吃完便在外面转悠，分不清方向不说，而且看见哪一座楼都像自己住的楼，看见哪一座楼三层的窗口都像自己的窗口。新生嘴笨，不敢问已经超然物外的老生。急得一头汗。幸好碰上同室家住本市永外的老温，将我带回去。这件事很少与人提。自我保护。

入学教育。在操场看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烧钞票真叫人心疼。别烧，卢布再不值钱也别烧，即使不办教育，买两包方便面也是好的！心里着急，仿佛烧的是爸妈辛辛苦苦从庄稼地里抠出来的钱。再就是那个男孩子朗诵诗的形态：“向前走，穿着破棉袄！”很激动。而苏联已经死了。

“向前走，穿着破棉袄！”

科学文化厅。跟王朔小说《顽主》里的那个德育教授差不多的人做报告，说，人家把馒头皮儿扔在桌上了，也不说可惜，他一把就将馒头皮儿塞到嘴里。以后再到饭厅，见到馒头皮儿便无限怀念地想：要是那个谁在这里就好了。一阵想笑的恶毒心情。也怪，恶毒一回挺快活！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那种道貌岸然的人，可我还是奇怪：为什么当时我也混在群众里鼓掌？大概是不好意思，或许当时真是喜欢道貌岸然一类的假招子！

夜间新生文艺汇演。一个小姑娘拉小提琴让我记得很深。拉的不是梁祝就是莫扎特。反正当时我也听不出什么所以然，总之，看到别人在做自己不会做的事情就羡慕。何况那是艺术。艺术啊。

好像顾洁她们跳大头娃娃舞，不管怎么说，那是我们班露的脸。现在还说“我们班”是不是有点可笑了？不是。我们班就是我们班，不是一般（班）而是二般（班）。

二班其实是个倒霉班。侯马做倒霉班的头儿，为了他的倒霉事业，徐江、我等等原来不怎么安分的人都成了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而且班级活动特积极。二班之所以倒霉，是因为没有引起辅导员的重视。为什么在分写作班的时候，把我们男、女生分成两半，男生归一班，女生归三班？现在只是说说二班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没有任何发牢骚向某些人讨还血债的意思。因为这样分法至少做了一件大好事，在伊沙的视野中多了一个美丽的回族才女。他们俩的事让他们俩自己供吧。为了我们兄弟在那个写作班所受的委屈，伊沙应该请顿酒喝，而且千万别去那个山东风味价高货次的惠丰堂。杨葵笑嘻嘻而且深沉地对老师说：“这是一个系统。”把老师打懵，快哉！而老师见杨葵穿一红色羽绒服，曰：“红衣主教！”将杨葵打懵，呜呼！

在写作课上，一群恃才傲物的同志们常常分数垫底。他妈的狗屁写作课！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对严肃的老师摊开一副断掌说：“老师，我有病！”侯马在一旁毒笑。我热爱我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