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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生命里的记忆（第1页）

夹在生命里的记忆

◎徐洁

小时候，我们刚加入红小兵不久，就被改成少先队员了；我没等到戴上暗羡已久的姐姐臂上的红袖标，我们的组织就改回共青团了；我们是欢送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知青队伍里挥舞小旗的孩子；在我还没有搞清楚交白卷为什么可以上大学时，1985年我们的高考竞争就已经白热化了……

我们的老北京

毕业多年，有一次回北京，去看望老鸭的妈妈。热心肠的妈妈拉着我的手说：“北京也是你们的家啊，是你们的第二故乡，要常回来啊！”那个时刻我才突然意识到，北京不是我出生的故乡，但却是我精神生长的故乡。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在这里学会了独立生活，学会了张开眼睛看书本以外的世界，学会了流泪，也学会了做梦……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的来处，而不可得，可是我们却可以真切地找到自己精神的来处！别的人来北京，要看的是新北京的变化，看高楼大厦，看鸟巢水立方。我们不一样。我们仿佛戴着个滤光眼镜，能够滤掉二十年时光在北京城身上的所有的涂画，而发现残存在城市角落里任何一点旧日斑驳的身影。我们心里的北京永远都是只有二环的那个老北京。

我们宿舍的耗子（不要顾名思人哦，其人可谓聪慧美丽，因她，我们用“惟楚有女”覆盖了古人原话，可想而知）曾自揭家丑说，来北京之前以为天安门城楼像画上的一样金光闪闪，目睹真容后很是失望。那时候我们每一个来北京上学的孩子，第一件事就是去朝拜天安门城楼，并且立此存照。有关天安门的记忆，太多！而我有单纯温暖的一幕更不能忘怀。

老鸭，我们宿舍唯一的北京孩子，很多时候，老鸭就充当了我们的义务向导。不仅大学四年的北京游，直到今天，我们在北京出行，都要仰仗老鸭细心精准的路线指南。在我们宿舍基本还没有被男生插足并分裂的两年，我们六个人（牛有身不由己的理由，哈），总是像部队的某小分队，行动整齐，步调一致。估计我们的朱宏班长最喜欢检阅我们的队伍，每次经过她身旁，她都手指挨个点到：“1，2，3，4，5，6（读做简谱）。”在老鸭的率领下，我们到长安街感性认识课本上学到的“华灯初上”一词，然后来到游人散尽的天安门广场，坐在白天吸足了阳光热量的温暖的地砖上，大声唱歌：“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很快，不远处就传来另一伙儿年轻的声音：“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直唱到我们双方都山穷水尽，赛歌会才偃旗息鼓。

从师大东门出来，我们百分之九十的时候是坐47路，车过新街口豁口，再过小西天，然后到西四，到西单……我们宿舍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过生日谁请大家看电影。新街口胜利电影院、西四红楼电影院、地质礼堂是我们的专场影院，都在这条街上。那时的电影是我们可以享用得起的精神大餐，法国电影周、苏联电影周，第五代导演和《黄土地》、《红高粱》……有一次上影评写作课，我不情愿写，原因是我认为我写的影评充其量也就是一篇读后感。老鸭于是去向老师请假说，要去看电影才能写。老师竟答应了这个无理的要求。我和老鸭从课堂直奔西四红楼，那天看的是《野鹅敢死队》。电影散场后，我们有时步行回学校，穿胡同。北京的胡同里到处弥漫着烧媒球的味道，院门边随意停靠着破旧的自行车，灰墙灰瓦的院落深处闪出温暖的橘色灯光。当年那灯光曾是远离家乡的游子心中的痛，而今天在我心目中它们却演变成“家”的符号，成为我心翘望的方向了。

师大南边有条护城河，在豁口，离学校很近。那时的护城河没有水泥铺底，河里生着碧绿的水草。我们宿舍的萨、黔、桃子（呵呵，这些名字看起来有些怪，我不得不郑重声明，它们的主人其实都是文静秀丽的小姑娘），泳技在旱鸭子的我看来都了得，不过我私下以为她们都是在家乡游过野泳的主儿，当然不奇怪。她们到护城河游泳时，我的职责是为三个仙女看守衣物，兼观赏仙女们身上挂着水草出水时的绰约风姿。护城河如果有记忆，它应该还记得我们青春的欢乐和忧伤！

我们的校园

校园里最单调的生活被称为“三点一线”：宿舍——教室——食堂。其实，那时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开水房。每天我们有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就是提着几个暖水壶去打开水。从宿舍到食堂，从食堂到水房，从水房到宿舍，于是成了三条重要的信息通道。那时候每天出现率最多的海报，是关于各种哲学思想、文艺思潮的学术讲座，其次是各类社团的活动通知，每周末还有写着巨大“舞”字的舞会通知。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校园和今天的校园有什么不同，看看这里的信息是可以说明部分问题的。

秋天，女生宿舍院外的银杏渐渐黄了，那是北京最美丽的季节。经过落叶遍地的小径时，我们都喜欢拾几片叶子，夹进书本里，或者夹在寄给友人的信笺里。以至于后来偶尔翻阅旧书时，经常会有一片昔日的记忆倏忽飘落眼前……

“311某某某，有人找！”听到楼下门房老大爷的喊话声，被叫到的女生叽里咕噜慌忙从**爬下来，冲到窗前，透过梧桐树叶向老大爷应一声：“知道啦！”然后下楼。被拒之门外的当然是男生。不知道男生们心里可还有当年隐隐的恨意，抑或那些恼人的心绪早已被时光改写成丝丝惆怅，且暖人心房。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一个脆生生的声音从我们宿舍门前经过，听着它渐远，然后进入水房，声音变大，水房是个天然的大扩音器。“以后，让我倚在深秋……”这个声音再次回来，我知道这是我们隔壁宿舍的苏颺。有一个时期，颺颺总喜欢唱这首歌，歌声里透着些忧郁。水房里的歌声最专业，又动听的，当然是戎大妹子的，戎爱军因为领唱《三十里铺》而在男生那里得了这个称呼，真是很贴切的。

其实二十年来，我不断闪回的梦里出现最多的还是我们的宿舍，是我情如姐妹的那几个人！在梦里，窗前的梧桐遮住了阳光，311依然昏暗，老鸭、萨、黔、桃子、耗子、牛，还有我，我们都在，我们永远年轻，我跌进这个梦里二十年，怎么也醒不过来。鸭把自己手抄的《先知》送给我，我至今还保存着；萨每次挤公共汽车时都在我身后奋力托我先上去；黔每天中午用她的收录机定时且无偿地播放《平凡的世界》；耗子无私贡献了童年小耗子的生动故事，版权费分毫不收；桃子在留学生楼陪读时，不忘把我们几个小姐妹招呼过去，参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牛的一件呢子衣服，大一那年温暖了我的整个冬天！如果有遗憾，那么遗憾的是，我的羞怯使我没有越过宿舍发展更多更深的友谊，然而不遗憾的是，我把宿舍当做自己的家，我把欢乐和悲伤都给了它，我因之收获了此生最诚挚的姐妹情谊。

二十年后重聚时，朱建军同学说，虽然他工作的师大二附中就在师大对面，但毕业后几年，他都不敢走进那个校园。我们也一样，自毕业那天起，我们的大学校园似乎就被我们封存在记忆里了，因为难舍。

有一次我在火车上和邻座的年轻人聊天，她刚刚大学毕业，在为工作烦恼。问及我的经历，我告诉她说，我的工作是学校分配的。她大惊：“分配？什么是分配？”哦，我恍悟，我们时代的大幕已经落下了。我们的青春年代还经历了更多的“改旧换新”，我们入学时，我们的国家刚刚步入“科学的春天”不久，且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丢掉了压弯父辈腰杆的“臭老九”的称号，换了响当当的名字，叫“天之骄子”；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是众望所归的肩负为祖国创造奇迹大任的一代。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是出生在春天的孩子。

出生在春天的孩子，我们有值得骄傲的集体印记吗？

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