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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华文明兴起的悠久历史（第1页）

第一节中华文明兴起的悠久历史

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个过程。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文明发达的社会，强调以农为本。农业产生后，人们开始定居生活，才会有社会分工，有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多样化，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贫富分化，由此产生阶级、阶层和各种社会组织，并最终发展为国家。因此，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距今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

广袤的华夏大地很早就有人类祖先活动、生活。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分布已很普遍。距今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有西侯度文化、元谋人文化、蓝田人文化以及东谷坨文化。而距今100万年以后的遗址更多，在北方以周口店北京人文化为代表，在南方以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为代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以山西襄汾发现的丁村文化为代表，晚期遗址数量增多，文化遗迹更加丰富，技术有明显进步，文化类型也更加多样。

中华文明始于燧人、伏羲和神农三皇时期。有巢氏以巢居树上为特征，燧人氏以钻木取火为特征，这是人类社会经历的两个阶段，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20万—1万年前。到伏羲氏时，进入原始社会的华夏有了质的飞跃。伏羲通过观测天象，始画八卦，初制节令“以授农时”，开启原始农业发展之路；初建阴阳学说理论体系；始创最早用于记事符号的书契，开启汉字衍生历程；“定人道，制嫁娶，使人各有偶”，提升了人口生产能力；发明乐器，开启民智，肇始礼乐文明。这一时代处在距今约8000—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古华夏人由愚昧走向文明。

中国新石器文化至少开始于距今1万年前。学术界传统观点将制陶业、农业、家畜饲养业和磨制石器的出现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四要素和新石器时代开端的标志。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为公元前5000—公元前3500年，黄河流域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有较大聚落，彩陶发达；长江流域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有着极为丰富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农具，表明稻作农业已有很大发展。

在中国传统古史体系中，炎帝、黄帝和蚩尤三支势力逐鹿中原，最后以炎黄联盟胜出告终。之后，炎黄两部又展开角逐，炎帝兵败，黄帝遂整合中原各方势力，一统华夏，成为中华民族始祖，居五帝之首。黄帝时期，播百谷草木，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作《黄帝内经》等。“五帝”（炎帝略早，与黄帝约为仰韶文化晚期；尧舜禹大体相当于龙山时代）都是不同的邦国、部落首领。距今五千多年前，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是一幅“天下万邦”的壮阔画面。“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中华文明形成的大幕从此拉开。

古国是指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的单一制初级国家。被称作熠熠生辉、“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是一种无中心的万邦文化多元时代。古国向前进一步发展是王国，其特征是“国上之国”，即各诸侯国或酋邦之上还有一个中央王朝存在，但各诸侯国仍有独立的血缘继承权和其他政治权力，这就进入“月明星稀”——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时代。王国再向前就进入到有郡县制任命的帝国阶段。史前中国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进入古国时代，历经良渚古国、陶寺古国由低到高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公元前1800年（洛阳）二里头王国（夏朝中晚期）崛起时，进入王国时代。经夏商周三代发展，随着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中华大地进入了漫长的帝国时代。

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最新成果，学术界认为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古国”在地域范围、聚落结构、社会组织及治理方式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夏商周三代时期“国”的雏形。主要集中在今浙江杭州余杭的良渚遗址（公元前3300—公元前2300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在今山西襄汾陶寺发现的“圭尺”是在“独占地中以绍上帝”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测影“立中”建都立国的象征。陶寺遗址（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的早期和中期大体相当于尧舜时代。这一时期，“中国”“中原”概念开始形成，“协和万邦”的理念得到普遍认同，“禅让制”成为权力交接的既定法则，“敬天祭祖”的精神信仰得到传承和发展。

中华文明有明确纪年的历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此前夏商周各王的名字虽载于《史记》，但相关年表中没有其具体在位年代，这种状况被称为“有世无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于2000年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把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推进了1200多年，推定以武王伐纣为标识的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夏商分界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

经过“五帝”时代的发展和战争催化，夏朝诞生了。洛阳二里头都邑的诞生标志着史前中国由“古国时代”跨入“王国时代”。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王国都邑城址。作为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二里头文化堪称“最早的中国”，其文明底蕴通过商周时代王朝间的传承，成为引领中华文明的主流。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朝后期都城遗址。此地发现的甲骨文，有世界最早的关于日食和月食的记录，有完整的十进位制数字系统，是照亮中华文明的一盏明灯。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不衰，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此外，四川广汉三星堆文明也大致在商朝晚期，是长江上游一个古代文明中心。这些考古发现和文化遗迹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长江流域甚至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的古文明）。

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有“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说的是周成王初迁居于成周（洛邑）后，对“宗小子”的训诰中提到，周武王克商后，在庙廷祭告于天说：我将居此中国，自此治理民政。这是“中国”一词目前最早的出处。中国，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即必是居于“天下之中”的中央王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即各古国、各诸侯国所共同认定的“华夏”“诸夏”文化共识圈。作为有时空主体的中华文明从此发展得蔚为壮观，不断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的文明历史，由《史记》等二十四史记载的“五帝时代”、夏商周的“封邦建国时代”与秦汉至元明清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等所组成，其间不同朝代缔造了中国不断裂的“共同国家”的历史。

在大一统时期，统治者极力整齐风俗，统一文化；分裂割据时期，各政权也大多沿着惯性，崇尚华夏礼义，用中国年号、官制。例如，五代十国时，“吴越、荆、楚常行中国年号”；北宋时期，壮族人侬智高在两广发动起义，建立大南国，“皆称中国官名”。王朝分裂时期，绝大多数割据政权都自称正统在兹、文脉在兹。例如，东魏本是鲜卑政权，但在讨伐梁时，《移梁檄文》却抨击其“政散民流、礼崩乐坏”。因此，政治和军事上的割据并没有造成文化上的彻底裂灭。一旦新的王朝统一中国，文化大一统格局便迅速形成，礼乐得以重建，文化得以赓续，这也是历史上多次“分久必合”的文化基础。即使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曾几次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如北魏、金、元和清，但他们建立政权后，无一例外都崇尚华夏礼义。这些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前，就认同华夏始祖，极力与之攀附。鲜卑以“华”自居而称柔然为“夷虏”，金人以“汉节”“华风”自居而称蒙古人为“夷狄”。诸如此类，都说明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追慕向往。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尊经术、崇儒雅”，延续着中华文明。辽、金、元、清都开科举，清朝的文化政策和考据之学将中国传统学术推向了顶峰。总之，少数民族入主，不仅继承了中国版图，也延续了中国文化。

百年中国考古实践，尤其是史前考古事实告诉我们，今天中国地域范围内史前不同地区的文明进程是多元的，或者是多线的，而非单线的；就其发展演进而言也是相对的，有的进化，有的退化，有的连续进化，有的则表现为一定的断裂或中断。值得注意的是，退化的或者中断的区域文明并非彻底消失，而是其中一些重要的文明因素多被其他区域文明吸收、融合、改造，作为文明基因传承下来。因此，用宏观发展的眼光看，中华文明是持续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