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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启示（第1页）

第三节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启示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得以保存、发展和繁荣的基因密码。

一、持续强化中华文化“根脉”的认同感

“古”是今人的“史”，“祖”是今人的“先”。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于当今中国意义非凡。归属感和认同感是一种文化是否具有凝聚力的集中表现，也是其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表征。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之所以长盛不衰，成为世界上生命力最为顽强的古老文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文化在孕育形成的早期阶段，归属感和认同感就已成为其“显性基因”，并不断被后世传承。传承的时间越长，历史越久远，文化越古老，归属感和认同感就越深厚，对隶属于这一文化群体成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越大。比如说中华文化的“家国情怀”，起源于原始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表现出“以礼治国”“齐之以礼”的治国理念。早期国家形态呈现出“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家族国家面貌，“家国情怀”以一种朴素的、原始的情感形式，将家族、伦理等观念融合，成为中华文化原始国家观念和社会政治观念的原型，不断传承，长久延续。“家国同构”，将“家”与“国”连接，认为“家国一理”，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群体对家族、血亲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构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中。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中华文化的“家国同构”意识和“家国情怀”，将个体与群体、家族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化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也加速形成并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成为中华文明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不竭之源，成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恒久动力。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

中华文明自起源至秦汉，经历了从不同地域各种文化的多元并行，到周边文化向中原地区汇聚的多元一体，再到秦汉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多元一统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多元的因素一直伴随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多元文明相互整合的过程。“一体”在中国人民心灵深处铸造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和集体人格，不断促进中华文明向前发展。从文化上来说，“多元一体”的“一体”为“中”，“多元”是“和”，“一体”是核心。就政治文化而言，“一体”是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中”是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国家认同高于其他任何认同，这一认同实质上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二、在海纳百川中务实创新

海纳百川与务实创新的特质是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思想灵魂。早期中国文化多样与多元的客观存在，使得不同文化在互动交流与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开放融合、彼此借鉴的文明特质。这种以多元、包容、融合为内涵的理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尧舜时期是“和合”思想产生的重要时期。《尚书·尧典》：“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记述唐尧温和恭谨、亲善九族、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史记·五帝本纪》记述尧的功绩：“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这种“和合”思想形成之后影响深远，先秦诸子百家多受影响并予以继承。我们熟知的《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将礼制的最终目标定为“和”，这种思想逐渐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协和万邦，各国共同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史前区域文化对外来文明因素的吸收融合大多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多有创新。中华文明像一个大熔炉，可将外来文明因素熔为己用。

中华文化虽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成长，但它也有过与外来文化的广泛接触。其中大规模的接触与交流有三次。第一次是佛教的传入。从汉朝起，历经几百年，经过长期的消化和文化的整合，到唐代产生了中国化的佛学——禅宗，宋代产生了在佛学影响下的儒学。佛教的传入经过了几百年的过程，这是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一次大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大。第二次是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从利玛窦到汤若望、南怀仁等，从明末到康熙年间，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数以百计，带来了西方的宗教，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包括天文、历法、数学、武器、地图、建筑、绘画和其他自然科学。第三次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枪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开始被动吸收西方文化，引起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吸收、交流、冲突，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中国已进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的同时，必将随着全人类文化一起前进。

三、在自强不息中奋发向上

中华文明既不像西方文明追求外在的征服与占有，始终以外物来填充内心不断膨胀的欲望，甚至不惜发动十字军东征、近代海洋争霸和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多次侵略性战争，也不像印度佛教那样视现世的一切为虚妄的存在与世隔离，追求一个空寂的梵天世界，而是立足于现实世界，追求一种刚健有为、日生不滞又不断发展完善的文明。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的过程中，中华文明不断攻坚克难、闯关夺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书写了中华历史上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辉煌史诗。

中华五千多年灿烂文化始终蕴含着一股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对中国人的心理和品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发展的动力源泉。《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对一般民众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司马迁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这些文字记载折射出中华民族愈挫愈强、勇于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凝聚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更哺育了中华民族自强、自信、自立的抗争精神。

四、以“人文化成”铸就中华文明之魂

“人文化成”，出自《周易·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指的是通过观察、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矛盾运动，掌握它们的变化规律；在深入观察与研究人和人类社会创造的独有文明的基础上，推动文明由天下人共创，文明成果为天下人所共享，从而保障人和人类社会得以沿着正确的路径向前发展。《尚书·泰誓》记述了周武王的一段名言：“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的本质，从来都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存在，乃是社会性的存在、群体性的存在。中华人文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人从草昧到文明，都和人的群体性联系的不断扩大、不断强化，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多层次化，人越来越能够自觉合理地处理好这些关系联系在一起。人为贵，尤其民为本，是全部“人文化成”的起始点。《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泰誓》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都明白无误地说明，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民众而非神灵。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孟子》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论述都非常清晰地说明，正是这些现实的具体的人，这些普通的平民百姓，这些实实在在的社会力量，才是文明生成和成长的主体与决定性力量。

“人文化成”，就是人与人之间要讲仁爱。孔子说：“仁者，人也。”指的就是人具有“仁”的品格，人也只有在具备了这种“仁”的品格时，才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人。什么是“仁”的品格？孔子说：“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人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对于社会群体中的其他人应当做到爱人、立人、达人。只有具备这样品格的人成为社会的主体，群体才能够稳固地真正形成，社会才能够健康有序地运行和积极成长。

“人文化成”，落实到人与人、国与国相处，就是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礼记·礼运》：“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这也就是中华文明所一贯崇尚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在人与人、国与国关系上的具体体现。以“天下为公”为根基的大同世界，是几千年来人与人之间讲仁爱而希冀达到的最高理想，是“文明以止”的“人文化成”的最高境界，或终极奋斗目标和必然归趋。

五、以“大道之行”的天下大同为理想

中国传统价值本原不是原子式的个人，任何个体均是处于家族、国家关系之中的，个体生命的价值、意义往往依托在家国的价值与意义上。正如《周易·序卦》所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天地化生万物，男女结合的家是社会的基础，国则是家的延伸。而“天下”不仅仅是全部天地的空间概念与人类世界，更是一种合理性世界秩序与理想化价值体系的构建。“天”代表一种普遍性、公正性、权威性的法则与律令，天下一切生民必须共享这一普遍性、公正性法则与律令。“天下”理念并不在意人世间的种族差异，而是凸显理想世界的秩序和天下有道的重要性，故而特别强调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普遍永恒意义，强调天下的利益与价值高于种族和国家的利益与价值。

王道是相对霸道而言的。霸道的标志是富强，王道的标志是民心。霸道实现目标的过程是武力征服，王道实现目标的过程是天下归心。王道不仅仅是在家国范围内施行礼乐、仁义的治理方法，更加重要的是重建天下的文明秩序，并且主张民心所向、心悦诚服是实现王道的根本标志。王道关注的范围是超越家国范围的天下之道，最终实现“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的生生之德。王道指向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大道之行”的天下大同。中国思想家普遍向往的是一个“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之世”。“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体现出博爱的价值。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而“道”本质上就是天人合一的体现。“道”既是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可称之为“天道”，又是人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家国体系、天下秩序的人文准则，又可称之为“人道”。中国的思想理念、文化基因的最大特点，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道家希望用自然无为的天道统摄人道，而儒家希望以“人文化成”的人道参赞天道。尽管中国有诸多思想流派，然而他们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完全相通的，他们最终都希望通过人文实践而上达于天，实现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天人合一”之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没有离开中华文明大道，而是借鉴汲取“世界历史”精华之后内生性演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