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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第1页）

第六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

先秦经典《管子》上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强调“富民”是治国的基础，否则国家就难以治理，因为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于这一思想，孔子非常认同，他提出了“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为政之道，把“足食”放在首位。孔子主张对人民既要“富之”，更要“教之”，而“教之”的重要基础就是“富之”。儒家经典《尚书》提出了“厚生”的思想，强调“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何谓“厚生”？唐代经学家孔颖达为《尚书》作注疏时解释道：“厚生，谓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富民厚生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

富民厚生的思想历来被高度重视。先秦时期，孔子强调“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老子指出：“民之饥，以其上实税之多，是以饥。”（《老子·第七十五章》）孟子谴责“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孟子·滕文公下》）的统治者，主张“黎民不饥不寒”的“王道”。先秦之后，重视民生疾苦的民本思想被继承和发扬。唐代诗人杜甫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宋代范仲淹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明代于谦写道：“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张居正劝谏万历皇帝：“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清代经学家万斯大提出：“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万斯大《周官辨非·天官》）

做到富民厚生，要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对此先秦诸子曾有过激烈争论。总体而言，中华民族表现出义利兼顾的价值取向。古人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的不义行为。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反对见利忘义，主张见利思义。同时，中国古人还主张要以义为利。《左传》上说：“义，利之本也。”《大学》也指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把“义”看作最大的“利”、最根本的“利”。见利思义、以义为利，反映的是一种义利兼顾的综合考量。荀子主张义利兼顾，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清代颜元批评把“义”与“利”分裂对立的偏见，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的命题，将“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这一思想既强调富民，关注民生疾苦，增进民生福祉，尊重民众利益；同时又强**民，反对见利忘义，主张义利兼顾，促进社会和谐。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增进民生福祉，又要提高道德水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重要论述，体现的正是中国古代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