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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二个结合是得出的（第1页）

第二节“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得出的

规律性认识

当中华文明在内忧外患中裹足不前，行将彻底沦为西方文明的“附庸”之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使其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这突出地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地肩负起了接续中华文明火种的重任，坚持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文明同马克思主义建立起紧密联系的重要前提，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得出的规律性认识。

一、“第二个结合”赓续了中华文明的优质基因

“第二个结合”深刻把握了文明在劳动创新中推进的发展规律，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源源不断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转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动力。就创造文明的实践活动而言，由于人们总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而赓续文明必须传承好历史文化基因，科学地继承作为历史遗产的文化成果。在漫长的文明演进中，中华民族以精耕细作的农业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法社会关系为基础，创造了极为庞杂丰富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成果中既包含能够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有益启发的精华，亦不乏有悖于时代发展趋势和文明进步需要的糟粕。正因为如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打开文明发展的新空间。“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从“根”的意义上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价值，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我们能够充分汲取其中的宝贵资源，创造面向未来的新文明。

“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既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这一过程的内在机理，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首先，马克思主义通过加速解构作为整体形态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使各传统文化要素化整为零，为其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了条件。文化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文化系统内部的各文化要素具有可离性和相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在文化要素层面发生和进行的，只有先解构出中华传统文化的要素，才能立足中华现代文化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对其展开有选择的吸收和运用。其次，马克思主义以实践需要为评价标准，从中华传统文化要素中遴选出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恒久价值的精华，为造就新的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储备原料。应当注意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代或数代人锲而不舍努力的结果。遴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主体也并非一般个人或群体，而是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人民群众。再次，马克思主义通过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含义、发掘其隐含意义、对其进行重新诠释和重构联结等途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转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动力。由此可见，“第二个结合”廓清了中华文明历史的样貌，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提供了科学的致思路径，也为我们奋力谱写中华文明的当代华章创造了必要条件。

二、“第二个结合”锚定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路向

“第二个结合”深刻把握了文明在交往学习中提升的发展规律，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巩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就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往互动而言，其显著特征即始终坚持在维护文明主体性的基础上对外交往，在“不忘本来”的前提下“吸收外来”。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躬逢盛世，中华文明便“修文德以服远人”（《论语·季氏》），迭遇乱世，中华文明也“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这种高度的文明主体性决定了中华文明的传播方式从来不是以神的名义征服世界，而是将自身塑造为现世文明的典范。但明清以降，中华文明却在一种僵化陈腐的文化模式驱动下日益转向封闭和保守，在同域外文明的交往互动中处处以“天朝上国”自居。这不仅不应被视作文明主体性的升华，而且应当被标识为文明主体性日渐迷失的信号。因此，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现实危机，根本上是文明主体性的危机。正是由于主体性的缺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关于中华文明何去何从的文化论争，形成了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对峙。前者将中华传统文化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根本对立，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文明转向的沉重累赘，从而逐渐走向“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后者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同坚守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根本对立，打着“中体西用”的旗号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从而逐渐沦为全盘复古主义。在历史的转折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正视中华文明主体性的优劣，深刻洞察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在“第二个结合”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新路，找回并确立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逐渐迷失的主体性。

一定程度上，中国共产党人锚定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路向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备感失望，立志要向苏俄学习，综合东西方文明之长以建立“第三新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以渡此危崖。但从本质上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绝非应一时之急的权宜之计，因为社会主义本就是在批判西方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生成的人类文明形态，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往互动的历史必然。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个结合”打破了二元对立的“体用论”思维，以辩证逻辑取代形式逻辑，将源自异域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确保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永不偏离社会主义文明的航道。与此同时，“第二个结合”坚持以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的同时，充分借鉴西方文明经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成果，其对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维护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性，但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强调则是对西方文明发展经验的合理借鉴。不容忽略的是，“义利统一”“兼济天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贯穿这一体制形成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华文明主体性意蕴的突出呈现。

三、“第二个结合”勘定了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

“第二个结合”深刻把握了社会主义文明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规律，通过扬弃资本现代性生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超越西方文明的文化逻辑。文明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文明自身也在历史潮流的涌动中蓬勃生发。恩格斯曾说过，“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的确，文明历史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尤其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勃兴直接将人类文明牵引至一个过往无法企及的高度，使之呈现出现代文明的独有魅力。资本增殖与技术更新的结合推动劳动创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商品交换与世界市场的繁荣打破了各民族国家交往互动的天然壁垒，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思潮的盛行创生出自由、民主、平等等崭新的价值理念，但由此也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西方文明已然变成了现代文明的“真理”，人类历史必将终结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事实上，资本逻辑固然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但始终未曾超脱由生产方式本质所决定的结构性危机，因而处处呈现出“文明的悖论”。对自然资源无限度的攫取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对他国廉价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掠夺导致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激烈的冲突，对物的过度崇拜致使人的自由时间被机械性的劳动充斥，这一切使人们必须将西方文明称之为“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更遑论将其视作实现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基础上表达了对新文明的期待，认为社会主义文明必将在驾驭资本逻辑的基础上再次升华现代文明的位阶，以全新的文明样态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理想目标落到实处。如今，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语境下，“第二个结合”为驾驭资本逻辑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智慧，一种超越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日益成为现实。

毋庸讳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西方文明的超越是通过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规范和引导资本“为我所用”实现的。“第二个结合”之所以能够生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超越西方文明的文化逻辑，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扬弃资本现代性的科学理论指导。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将否定资本现代性的过程具体化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构建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旨归的劳动逻辑，才能在充分激发资本“文明面”的同时遏制其“野蛮面”的生长。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扬弃资本现代性的独特经验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从本质上看，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主要源自资本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责任先于权利、义务先于自由、和谐高于冲突等精神特质，以民族经验、民族智慧的形式为扬弃资本现代性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案。在此基础上，“第二个结合”充分掌握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文化主动。一者，“第二个结合”构建了“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文明发展总体思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整体系统、自然协调、相互成就、中正和谐和永续发展。二者，“第二个结合”凝练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各文明主体共同擘画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交往新图景。以此为契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昂扬姿态阔步迈向文明复兴，继之而来的必将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整体性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