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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华古老文明的赓续传承（第1页）

第一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华古老文明的赓续传承

在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从文明的最初起源来看，中华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从文明的传承发展来看，绝大多数古老文明都在内部或外部各种形式的冲突与动**中遭遇灭顶之灾，而中华文明却走上了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一条持续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关键就在于中华文明的地理实体、民族主体与文化内核始终有机结合在一起。文明的实体、主体与精神内核之间构成相互依存、相互加强的正反馈特性，造就了中华文明超强韧性、持续发展的奇迹。

一、文明实体：区域与规模的稳定性扩展

中华文明这个文明体首先是一个地理实体，具有特殊的地理与自然特性。同其他古老文明的起源一样，中华文明也发端于大河流域，以农耕经济为基础，进而诞生了城市与国家。但与其他古老文明“难寻故地”相比，中华文明不仅守住了故土，而且经历几千年的“拓土开疆”，文明的区域与规模持续扩大。中华文明寓身的这片中华大地，融历史厚重感、广袤无垠感与现实真实感于一体，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温床与港湾。

从文明起源来看，中华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但又不是单一流域起源，而是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这两大流域及其支流区域为依托的，巨大的流域面积构成中华文明第一个突出的自然地理特点。黄河长5464千米，从西到东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四个地貌单元，流域面积79。5万平方千米；长江一路历程6300千米，流域面积178。3万平方千米。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平原地区是中华文化与文明发展得天独厚的腹地。在中华文明肇始初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大量原生文化或次生文化形态，奠定了中华文明的雏形。黄河流域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相继或交叠出现了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也形成了一个相对清晰的文化谱系，从大约1万年前的彭头山文化，到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考古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充分印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两大流域的文化与文明在几千年的演进过程中，既平行发展、并驾齐驱，又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向内凝聚成中华文明的有机统一整体，为中华文明的传承更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和动力。

中华大地上文化与文明的交融，使中华文明围绕数个相对稳定的圆心像涟漪一样扩散开去，推动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交流融合的发展态势，也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原”与“天下”并举的地理存在形态与独特的地理观。“中原”本义为“天下至中的原野”，一般指黄河中下游以河南为中心的广阔地带，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从“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时期开始，经夏、商、周三代，后继汉、魏、晋、隋、唐等多个朝代，中原长期是中华文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商周时期，以中原地区的核心文明为依托，“中心—四方”的地理框架与“天下—列国（或万邦）”的政治框架日渐凸显，“天下”被赋予超越中原文明、涵括东西南北各方边缘文明或蛮夷的意义，进而超越实指成为一种政治理想，即中央政权应扩展至无边无际、无所不包。虽然从历史上看，从周代的“家天下”到秦汉以来的“郡县天下”，从没有哪个中央王朝做到了“全取天下”，但“天下”的理想却一直激励和吸引着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逐鹿中原、一统天下，是历朝历代王侯将相、英雄枭雄们的最高梦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的地理疆域始终围绕“中原”的实指和“天下”的虚指进行收缩和扩张，使中华文明的区域与规模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稳定性与开放性、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进行矛盾运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明实践，呈现出一种旋涡状的从内向外的扩展态势，为中华古老文明的赓续传承赢得了巨大的地理自然空间。

二、文明主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

中华文明是一个有其自然地理特点的文明体，也是一个有其主体内涵及特征的民族体。民族必须在相对稳定的地区之内经历长期共同生活才有可能形成。黑格尔认为，地理的特殊性是民族精神特殊性的基础，“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中心—四方”的地理架构中，一方面形成了“华夏—蛮夷”的华夷之辨，另一方面又不断打破华夷之辨，持续与周围的民族进行交往交流交融，使得中华古老文明在拓展汉民族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将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文明秩序与文化的圈子中来，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客观历史事实，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作为中华古老文明主体的华夏族或华夏民族，历经夏商周三代，以中原为腹地，其社会形态与社会观念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定型。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华夏民族自视为“居中国之人”，主要从事农耕。四方的少数民族被称为蛮夷戎狄，他们多居于草原、高原等不宜农耕之地，主要从事畜牧业。农业和畜牧业各自产生了不同的民族形态及其文化特征。所谓的华夷之辨，首先是直观地从地理差异与社会形态上表现出来。但当中原的文化、礼仪、风俗习惯等成为开化、文明的标准时，华夷之辨就形成以华夏族为主为尊的高下之分、贵贱之别，乃至敌我之争。与此同时，基于中华文明区域和规模的扩展态势，不同民族之间的地理界线和文化界线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同民族之间持续地进行各种形式的交往交流交融，既有冲突、竞争和战争，也有互惠、合作和交融，由此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历史篇章。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既是历史自然演化的漫长过程，也是中华民族掌握历史主动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曾作为“四方”“万邦”的诸侯国群雄逐鹿，以“诸夏”、“诸华”及“华夏”等概念来论证其政权的合法性，推动汉民族前身华夏族的形成。秦汉建立“大一统”国家，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新发展，华夏族实体进一步向汉族实体演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实现统一的同时，北方游牧地区也出现了在匈奴人统治下的大一统局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族和北方其他民族持续进行了大规模的对流性迁徙。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政权及其统治集团积极推进“胡人汉化”，其中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显著促进了民族融合。宋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在学习效仿中原文化的进程中“反客为主”，民族竞争和政权之争成为推动民族融合的直接动力。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以及蒙古族入主中原成为统治阶层，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过去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主从关系。清王朝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的版图，进一步打破了民族之间的隔阂与界限，确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总体格局。清代为中华文明留下了宝贵的疆域遗产与民族遗产，但清末遭遇了深重的国家危机和民族危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来到了十字路口。近代优秀的中华儿女选择走上了一条艰难求索，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这个选择是几千年来民族大融合所形成的民族内聚力的必然产物。

三、文明内核：文化的包容性发展

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以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与团结共存，从根本上是由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凝聚力造成的。文化的包容性发展正是造就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密码，也是中华文明赓续传承的最稳定的基因。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发展，主要通过华夏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游牧文化的关系、“百家争鸣”与“以儒为尊”的关系、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发展，首先表现为它虽然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发端的华夏文化为中心，但同时也不断地跟其他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文化交流交汇、冲突激**，这不仅克服了某些古老文明因为游牧民族侵袭而覆灭的危险，而且铸就了中华民族丰富辉煌的文明和经久不衰的凝聚力。华夏文化以大河流域的农耕和定居为基础，但大江大河有泛滥成灾的危险，而应对水患必然需要中枢权力。马克思曾以此来解释东方古国出现中央集权的原因。黄仁宇也认为，政治集权意义上的“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时侵扰也迫使中原地区“在国防上也要中央集权”。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政治上的大一统与社会上的和平稳定是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游牧文化是一种非自足型的文化，它更直接地受制于自然资源，因而也形成了对农耕文化的高度依赖：在物质层面，游牧民族的武力往往占据优势，因而造成对农耕民族的掠夺与侵害；在文化层面，游牧民族则自觉不自觉地学习或效仿中原的伦理道德、思想观念、政治制度等，与此同时，游牧民族自身开拓进取、英勇无畏、团结协作等特质也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正是因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竞争性的共生关系中融合发展，造成了中华文化这种有包容性、有向心力的系统性发展。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发展，也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秦汉以后“以儒为尊”的矛盾运动中体现出来。春秋战国时期是第一个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的时代。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诸子百家学派林立，各派学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为中华文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其中，儒家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内圣外王、家国天下之情怀，墨家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兴天下之利等理念，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和谐共生等主张，法家锐意改革、破旧立新、缘法而治、法不阿贵等取向，等等，沉淀出了丰富的哲学智慧和实践经验，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提供了鲜明注脚。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基本框架。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话来说，这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轴心时代”，从那时起，独属于中华民族的“理性和人格的东西显现了出来”，即独属于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与精神气质的内在确定性已经确立。尽管秦汉以后“以儒为尊”，官方确立了儒术、儒教的意识形态统治，禁锢了全社会的思想自由，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与道德境界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儒学也没有掩盖其他学说的光辉，儒学的和合共生、厚德载物、兼收并蓄等理念，使之能够不断吸收融合其他学说的思想，并且也对外来文化呈现出强大的包容力甚至是同化力，从而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发展夯实了民族核心价值，奠定了民族独特性的基石。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发展，还体现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借鉴。早在先秦时期，连接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经存在。汉代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亚、西亚、印度和希腊在艺术、哲学、宗教、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传到中国。在西汉向东汉过渡的时期，佛教由印度从西域传入我国。儒家、佛教和道家之间的冲突、对抗与融合一直贯穿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学的玄学化、佛教的本土化与道教的成熟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到唐朝时，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等接踵而至，与中华文化碰撞交融，展现了文化大激**、大繁荣的辉煌景象。明清时期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西强中弱，西方文明与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一度使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陷入一种极端被动的状态。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探索着器物救亡、制度救亡和文化救亡的道路，一方面包含着对西方先进文明与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深刻反思。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本国传统文化？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到今天的“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是中华文化走向包容性发展的逻辑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