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小说

一头沉（第1页）

一头沉

一头沉，本指一种家具。一头是一个单开门的小柜子，可放衣物；一头是桌子，可供写字读书。后被借指丈夫在城里工作，妻子儿女和老人在农村种地的特殊家庭结构。

————题记

水

“樵子，起。”

记忆中，我总是一次次被母亲从睡梦中叫醒。当我揉着眼睛走出门的时候，总能看到一两颗星星，母亲已经给我把驮水的驴备好，一旦听到有人去驮水的动静，便让我赶着毛驴追下井坡。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家是典型的一头沉。父亲在县城工作，每月工资四十九块半；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五人和爷爷奶奶在老家务农，晚上放线织布缝缝补补，白天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挣四分工，工值三毛左右。我这个长子，减轻一头沉家庭的负担就是从驮水开始的。那时候还不满十岁，还没有力气把装满水的驮桶搭到驴背上，只能趁个伴，求得人家的帮助。

对于居住在旱塬上的人家来说，维持正常的一日三餐，第一是粮，第二便是水。我们这个八口之家，一天一驮水还要节省着用。我们村的井坡并不算远，约二里多路，由于无休止地往复，且不知道这路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总感觉永远走不到头。温饱不保的日子里，人的脾气都不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乐意给别人出力帮忙。有时候慢了几步，我赶到水井边时，人家已经开始往回返了，看见也装个看不见，自顾自就走了，我便只有傻等着下一位驮水的人来。只有一个人例外，他是建民叔。即使我还没有下到沟底，他已经往回返了，他也会让我赶上他的驴先走，他再折回去给我搭水。

我们村的那一眼泉水清冽甘甜，昼夜不息。冬月天，泉眼的青苔上总是飘着淡淡的雾气，从不结冰。村人在泉眼的下方凿了两个长方形的池子，有三尺深，什么时候去水都是满满的，一次可供七八驮水桶汲水。为了尽量少讨别人的嫌，我总是尽量干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驮水桶上有两个眼，汲水时，一个进水，一个排气。为了不耽误别人的时间，我总是使劲把桶往池子里按，没想到有一次用力过大桶一打滚，把我闪进了水池中，好在不是冬天，没有大碍。

我们的井台边的大石头上有一个孔，那是老辈人专为力气小的人凿的。等有力气提动一只水桶的时候，虽然把它架不到水架梁子上去，但却可以利用这个孔把水搭上。我把水架上的后尾绳解下来，通过它将那石孔和毛驴身上的水架一边拴在一起，这样我就可以先提起一只水桶放到另一边的水架上，用水架绳的搭钩固定在水架梁子上。这样那一边因为捆在石头上也不会倾斜，然后我再转到另一边，把那只水桶提上去，用水架绳相连就成了。省去了求人的麻烦和尴尬。那年月人吃不饱，驴也吃不饱，人瘦驴乏，尤其在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走着走着，那驴冷不丁就卧倒了。你便只好小心翼翼地把水桶再解下来，沮丧地等待着有人路过时求他帮忙。有年冬天村里一连死了几头驴，畜力严重不足，队里便要求各家驮水的人下沟时，也必须挑一担冰块，以减少牲口的负担。挑过担子的人都知道，有力气的人担子是上下跳动，人和着跳动的节奏迈动脚步，省力又潇洒；没力气的脚步趔趄，担子便会左右摆动。有一次我在过一个水哨形成的急弯时，脚下一歪，装冰的筐子便摆了起来，甩进去撞到了里边的土崖上，弹回来连人带筐都甩下了外面的深坑。

雨雪天又是另一番情景。有壮年男子的人家，可以照样拉着生产队唯一的枣红骡子到沟底驮泉水，而我们这样的人家就只好直接取用天上之水了。雪天是到场院里去挖雪，雨天便将盆盆罐罐搬到院子里，将高粱秆箅子支在上面，听其叮叮咚咚，集而济弱。虽然煮的饭味道不如泉水，但不会有断顿之忧。

最享受的驮水当然也有，一年只有一次，那便是年三十。小伙伴们三五相约，厮跟上下到沟底，挑那石岸上晶莹剔透的冰挂敲下来，驴驮水，人挑冰，一路嬉闹着回到家。水倾缸中，哗哗如歌；冰立大门两侧，如银山两座。对联贴起，红灯笼亮起，那美的憧憬，便自心而生。至今，我也没弄清楚这是一个什么讲究。

一条井坡路，有我深陷在泥泞中的自卑、屈辱，有在尘埃中激起的自信、自尊，也有我求生路上磕碰的第一条伤疤和洒落的第一滴血。我相信，每一个在一头沉家庭长大的孩子，都有携带终生的伤疤。

柴

无柴，巧妇照样难以为炊。

那时候农村都没电，农民更没有钱去购买煤炭，烧饭全靠柴火。我们那里把灌木叫硬柴，把蒿草叫弱柴。生产队每年的年前年后放一个来月假，有劳力的人家都拉着架子车或者推着单轮车走二十多里路，进山去砍耐烧的硬柴。哪一家窑背硷畔上的柴摞子乌压压城墙一般，哪一个窑院就是一座温馨的城堡。进村，看一家人的柴摞子高低，便可以知道一家人的光景好坏。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时至今日，一看到这两句古诗，我都不由得眼湿，那是我们家当年生活的形象写照。柴不比水，连阴天驮不上来水还可接点雨水解一时之困，若是没了柴那就会有断顿的危险。虽然父亲每年都会从他那微薄的工资里挪腾出十来块钱，买回几捆像样的柴火以备不时之需，但轻易不敢动。大部分时间烧的都是视力不济的爷爷搂回的蒿草和母亲上工时捎带拔回的青叶黄蒿。天一阴那蒿草就返潮，只冒烟不起焰，熏得母亲眼泪直流。下午上工的钟敲响了，我们家的饭还没煮熟，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年下了四十天的连阴雨，家里能烧的都烧完了，最后不得已，只好拆掉一个盛粮食的荆条屯子当柴烧，才没有使一家人受饿。

古语讲，男儿十二替父志。爷爷说的最多的却是，小子娃不吃十年闲饭。我试图撬动一头沉的压力，就是从拾柴火开始的。最初不敢跟着那些身手矫健的兄长们在红崖陡坬上搜寻硬柴，只能在平地上搂一些沙蓬、黄蒿，或者在秋翻后的地里拾一些糜茬、玉米茬之类的禾秆。这些柴草，不耐烧还吃风，好不容易搂了一捆子背上肩，大风一来你就成了他们戏弄的对象。顺风时还好说，它推着你往前跑，还能省些力。累了，大不了找一棵避风的大树或一道地塄，借力歇一歇。逆风就受罪了，你只能尽量使劲抓住镢把，弯下腰，减少吃风的力度。就那，一不小心就会让大风把那蒿草从肩上夺走，眼看着狂风卷着那蒿草捆子骨碌碌滚下山坬，一个十岁的孩子除了掉眼泪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时候，生产队也分禾秆。秋收后，留足牛驴羊过冬的豆秆、玉米秆和谷子秆，荞麦秆、糜子秆之类的就分掉了。有柴火的人家是不要那荞麦秆的，眼力不济的祖父便尽量多拾揽一些。尽管荞麦秆焰弱烟浓，但总比没有强。有一年，他老人家不仅把窑洞前的荞麦秆堆得和麦秸垛子一样，就连他和祖母居住的窑洞后掌里也堆得满满的。谁料想老天爷并不同情弱者，有一天，我们家的窑背上突然冒起了滚滚浓烟，等我和妈妈跑回去时，祖父窑洞里的门窗和棚木已经起焰了。一村救火的人直将涝池里的水刮干，也无济于事。那一个冬天，祖父到生产队的饲养室借宿，祖母是和我们母子挤在一个炕上度过的。

十三四岁的时候，我便可以跟着我的那些兄长们去稍远一些的地方去斫灌木柴火了。清晨被他们唤醒，把头一天夜里准备好的榆梢要儿当腰带往腰里一缠，镢头挂在肩膀上，就高一脚低一脚地出门了。天空炸蓝，星星像冰碴子一样挂在头顶，地冻得石板一样，能把人的脚弹回来。到了山里，天还不亮，就生一堆火，烤烤镢把，暖暖手和耳朵才到那山坬上四散而去，各找各的领地。

刚开始的时候没经验，不知道紧挨地皮下镢。半中腰砍下去，那受力的灌木梢子就会像鞭子一样抽在脸上，立刻就红肿起一溜，疼痛难忍。如果是一般农家的孩子，有父兄同行，一定会得到抚慰。但一头沉家庭的孩子却没有，只能默默地舔舐伤处，在一次次的伤痛中孤独地成长。

后来慢慢有了经验，就尽量到阳坬上去砍柴，地冻不实，可以尽量连根挖，这样更耐烧一些。背坬上多是一种叫合子梢的灌木，一年一茬地砍，只能长一尺多高。我便学大人的样，用三道要儿打接，捆得楞楞正正，看上去很舒服。硷畔上的柴摞子慢慢增高的时候，我能从母亲和爷爷的脸上看到“我娃成人了”的赞许。

供上了自家的灶火，我便可以跟着大人们到更远的深山里去拾干柴了。那是隔年的伐木人运走树干后留下的树枝，干透了，一捆能背百十斤，背到云岩镇的集市上，一斤能卖一分钱。万一卖不出去，我们就找骡马店的郭掌柜，他人气极好，即使店里不缺柴烧，仍可以照市价收购。

我参加工作后，弟弟们也自然一个接一个扛起镢头，满山可坬地去为温饱一家老小的灶火寻找燃料。忽一天接到电话说小弟拾柴跌下了山崖。当我开着大卡车赶到公社医院时，母亲已经泪流满面地站在大门口，说小弟从山坬上滚下去，跌进了一个几丈深的山水冲成的哨眼里，胳臂、锁骨都跌断了。

粮

生产队分配粮食的原则是鼓励多劳多得，一般都是四六或三七开，小头按人口分配，大头按工分分配。但国家有政策，为了保障干部家属的基本口粮，他们享受的是平均粮。那些劳力多的人家心理不平衡，便讥讽说干部家属吃的是“自然粮”。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自然粮”来得并不自然。

我们村地处塬上，有不少地块在沟道里。队干部为了减少麻烦，除了必须上场碾打的庄稼，玉米棒子、南瓜、土豆之类的一般都是随收随分就地解决，你不能也不应该有丝毫的怨言。干活时没人，吃时还要人帮忙吗？这时候最苦的是母亲，我只能算个壮胆的。母亲笑说，搭个驴粪蛋轻一半。那些分得的东西一次担不完，我们只好一截一截地往回转。夜虽然慢慢变深，但转一次总会离村子近一截，心里的怕就会少一分。那时候，觉着满天的星星就是这世界上最温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