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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标配（第1页）

一〇标配

穿好工作服，戴好安全帽，将吸足墨水的钢笔插入上衣口袋，手握螺丝刀，转身，迈步，目光笃定地走向轰鸣的机房——配备了螺丝刀、安全帽、钢笔的工人，像极了武装齐整、出征疆场的战士。

先说螺丝刀。小时候，看见工人老大哥腰里别一把螺丝刀，在厂里来来回回地奔忙着诊疗机器各种疑难杂症，就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当他们骑着自行车满面春风地从我的身旁路过时，我就会很礼貌地让路，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目送他们的背影远去。

作为最早进厂的老工人，父亲更是成天螺丝刀不离手。闲来没事，他总是拿一块软抹布，从刀头起，一点一点、反复擦拭随身携带的那把蓝柄十字花螺丝刀。不大工夫，刀杆就锃亮得晃眼。浸透他汗水的手柄则仿佛裹了一层包浆，散发着温润的光泽。此时，父亲像品鉴古玩一样端详着擦拭一新的螺丝刀，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们听：“当个国家工人多好，旱涝保收，一辈子铁饭碗。”

像20世纪60年代所有端铁饭碗的国家工人那样，在父亲心里，当一名工人，握一把螺丝刀，就能把前途和命运攥在手中。

平日里，怕我们拿螺丝刀闯祸，父亲出门时会把它放在两米高的老式大立柜上。可越这样，我们越稀罕它。趁父亲不在家，我和弟弟搬椅子踩上去取下它，撬地缝，撬墙角，撬斗柜，见缝就撬，你撬我也撬，互不相让，常常就争夺起来，抢不过就哭就闹。家里时常因着螺丝刀乱作一团。自此，父亲干脆把它锁在红木箱子里。

多年以后，循着父亲的足迹进厂当了一名工人，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螺丝刀。它红漆实木手柄红得亮眼，不锈钢刀杆闪耀银光，一字刀口坚硬锋利，和我一直以来心心念念的螺丝刀一模一样。师傅把它交给我的一刻，我心跳加速，脸颊涨得通红。我颤抖着双手接过它，如同见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心里满满的，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

接过这把螺丝刀，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

那时，我们这一拨工厂子弟大多十八九岁。初进厂里，一切都是新奇的，烟囱高得能够着云朵，料塔大得能容下一百辆汽车，就连缭绕在厂房上空的烟气也渺远得难以企及。上班时，裤兜里别一把螺丝刀，穿行在厂房、车间，犹如仗剑而行的侠客，神气极了。

我师傅赵永兴已经不声不响地带出十来个徒弟，他见惯了我们这些新入厂的小年轻：“先让浪去。新鲜劲儿过了，心收回来，再来学本事。”

师傅每天到岗第一件事，就是握着螺丝刀为每一台运行的机器“听诊”。他扒在机身上，把刀头对准空压机气缸，耳朵紧贴手柄，探索宇宙奥秘一样探测气缸里的动静。只消三分钟，他就能判断出气缸里吸气阀、排气阀、活塞环是否有恙。若是机器健康运行，他便收起螺丝刀，站起来伸伸腰杆，笑着夸奖机器一句：“这台够皮实、够硬气，昼夜连轴转了半个月，啥毛病没有，好样的！”紧接着，他又趴在下一台机器上去听。要是气缸里的响声有异常，他的眉头立马拧成疙瘩，从左耳换到右耳，再从右耳换到左耳，如此轮番听上三遍，他的眉头舒展了，当即开出“药方”：“气缸活塞环断裂，碎屑在里面砸缸，马上准备停机检修！”他收起螺丝刀，神情肃然，胸有成竹，仿佛一位医术高明的专家。

照此“药方”，师傅带领工友们停机，打开气缸盖，果然，核桃大的碎铸铁块七零八落地沉在缸底。我惊呆了，叹服师傅技术高超之余，也惊叹螺丝刀的神奇妙用。

这天，我独自拿着螺丝刀进机房，学着师傅的样子，刀头对准空压机气缸，耳朵紧贴手柄，仔细地听。然而，十分钟过去，我的耳膜被震得嗡嗡作响，耳朵里除了活塞往复运动的隆隆声，别的什么也听不出来。

工闲时，我们围成一圈听师傅讲厂里的过往。平时在机房，师傅总是板着一张脸，眼睛直盯盯地望着机器，大伙儿搭句话很难。今儿趁师傅闲着，我忍不住问了疑惑许久的问题：“师傅，都是一样的螺丝刀，一样的听法，为啥您一听一个准，我的耳朵都快给吵聋了，却没听出啥名堂？”

师傅一听乐了：“呵呵，莫急，也急不来。学技能和学医是一个理儿，得先把机器构造和原理吃透，书本上的要啃，干活也要动脑子。等把机器好好侍弄上几年，你们拿螺丝刀听响动比我还拿捏得准。”

我也要成为师傅那样的老把式。

一到班组，师傅前脚拿着螺丝刀踏进机房，我后脚跟上。在每一台机器身上，听、摸、看，边学边干。班组空压机维护保养实行包机到人，包给师傅的1号、2号、3号机身上，一丝纤尘也无处藏身。我也学师傅，把包给我的5号机用抹布擦了又擦，一个犄角旮旯也不放过，让它始终以洁净的面貌迎接每一天。

20世纪90年代中期，师傅要退休了。这天和往常无数个日子没有什么两样，机器轰鸣声响彻生产区，大伙儿在厂区忙忙碌碌。我走进班组，工友们都围在师傅身边说着厂里三十年来的往事。师傅穿着蓝色夹克衫，瘦高的身影在一群穿劳动布工作服的工友中尤为醒目。这一刻，我才发现师傅老了。他头发花白，黧黑瘦削的脸上一道道皱纹清晰可辨，言语动作都明显地迟缓了。望着师傅被岁月侵蚀的面容，我心里陡然涌上一股酸楚，昔日那个硬朗汉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悄然老去的，我竟无从记起。

师傅带走了一沓荣誉证书、工友朝夕相处三十五年的情谊、机器的呜咽，还有那把濡染岁月风霜的螺丝刀。走到班组门口，他握着我的手，将他的那把螺丝刀递给我，喃喃地说：“咱们那十六台空压机，以后就交给你了。”

走出班组，天色已晚。他推着自行车慢慢地走着，微驼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夕阳里。

我捧着师傅交给我的这把承载师傅半生心血的螺丝刀，久久地伫立在暮色中……

2000年以后，老师傅们先后退休。我们这一拨被工厂甜蜜的甘露哺育出来的工人，默默地接过师傅肩上的担子。

当我被新进厂的工人唤作师傅，当我拿起师傅交给我的这把螺丝刀走向轰鸣的机器时，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再说安全帽。父亲说，如今的安全帽，是老一代工人用血和泪的代价换来的。

20世纪60年代建厂初期，工人戴的安全帽都是用柳条编的宽檐帽，看上去有些电影里南洋富商的味道，时髦又滑稽。但这样的柳条帽挡挡塑料块、纸盒还行，对铝块、碳渣这些硬家伙奈何不了，在厂房作业，高空掉下一块铝，击碎柳条帽砸中脑袋，轻则受伤，重则致命。厂里看澡堂的许大海的结巴，就是当年在电解槽边捞碳渣时被天车爪斗上掉下来的阳极糊砸伤后脑勺留下的后遗症。

那时，厂里每年大大小小的事故几十起，负伤的工人多得一时半会数不过来。

尽管父亲一遍一遍地给我讲述安全帽的前世今生，称它是工人生命的“保护神”，但爱美的天性还是让我很嫌恶它，本来清新活泼的发型，给沉甸甸的安全帽一压，就变成一个“大饼”。那时，我时常把它拎在手里或夹在腋下，能不戴就不戴。

有一次我拎着安全帽在机房巡检，被车间安全员抓个正着：“把安全帽戴上！”

我赶紧把手里的安全帽胡乱扣在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