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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武宗海山时期（第1页）

第六章武宗海山时期

孛儿只斤海山庙号：元武宗在位：1307～1311年

武宗未必“武”

元武宗是蒙古帝国第八位统治者，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后的第三位皇帝，他的全名是孛儿只斤·海山。海山是答刺麻八剌的长子。忽必烈生前曾立次子真金为太子，真金于公元1285年病死，他留下三个儿子，即甘麻剌、答剌麻八剌和铁穆耳。忽必烈都很喜欢他们，最后决定立铁穆耳为“皇太孙”，甘麻剌先后被封为梁王、晋王，率军镇守北边，统有重兵。答剌麻八剌一直留在真金与忽必烈身边。公兀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他受命出镇怀州（今河南沁阳），未到任就生病回京，于次年春天去世。

公元1299年，由于原来镇守漠北的宁元王阔阔出在备边时松懈，成宗铁穆耳就命侄海山代其职。公元1304年，海山被册封为怀宁王，佩带金印，食封瑞州65000户。成宗病死时，他远在青海驻防。海山的显赫军功和精良的部众，为其争夺帝位奠定了基础。

按照元朝旧制，在皇位空虚时，暂由中宫卜鲁罕皇后摄政，由她召集宗亲大臣举行库里尔台大会另选新君。卜鲁罕和左丞相阿忽台准备拥立成宗铁穆耳的堂弟安西王阿难答，因他是忽必烈诸孙中年龄最长者。但是成宗次兄答剌麻八剌的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答己于3月21日以奔丧为名回京城（大都），并率先带领卫士闯入内庭逮捕了左丞相阿忽台和安西王阿难答等人，以“乱祖宗家法”之罪将他们全部杀死。此时，阔阔出等诸王均劝爱育黎拔力八达即皇帝位，但他考虑其兄海山有重兵，故先以监国之名掌握政权，并派使者奉玉玺北迎海山。

在蒙古宗王大臣拥戴下，海山即帝位，改元“至大”。追尊其父答刺麻八刺为顺宗皇帝，尊其母答己为皇太后，加对自己登位立功至巨的哈刺哈孙为太傅。不久，立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并赐宝印（其实应为“皇太弟”，元朝储位一直没有形成制度，选汗制与立“皇太子”制交错进行，遗祸万端）。

这位登上帝位的海山，即元武宗。据波斯历史学家瓦撒夫记载，海山的登基大典异常隆重和“蒙古化”：“宗王七人坐海山白毡上，二王扶其臂，四王举毡奉之于宝座上。一王献盏，诸珊蛮为新帝祝寿，而上尊号日‘曲律汗’。”

海山大慷其慨，让人运来无数车绫罗绸缎，尽数散发给与会宗王、贵戚。又撒无数大粒珍珠、宝石于地，类似天上星宿布满一般，任人拾取。“宴乐七日，每日以马四十、羊四千供食；用马七百、羊七千，桶其乳以洒地，斡耳朵附近积乳之广，有如银汉。”排场之大，骇人心目。

当皇帝一般喜欢过河拆桥，但海山“拆桥”太过。仅仅过了两个月，他就把对他即位有大功的哈刺哈孙贬往和林去当地方的丞相。起因很简单：元武宗海山听说在殿内逮捕阿忽台时，这位从前的左丞相力大绝伦，持刀拒捕，蒙古贵族秃刺使扫堂腿绊倒阿忽台，并把他亲自捆缚。为酬秃刺之功，海山封他为越王。哈刺哈孙力争，抬出蒙古旧制，争辩说只有亲王才能封“一字王”，秃刺是皇族疏属，不能以其“一日之功”废“万世之制”。秃刺恼火，暗中对元武宗说，安西王阿难答先前要当皇帝时，哈刺哈孙也曾在拥戴表上签名。为此，元武宗不辨真伪，立刻把哈刺哈孙外贬。其实，元武宗的心态，是恨和尚及袈裟，不希望自己朝中看见叔叔元成宗的老臣。秃刺当王爷才一年，就“有罪赐死”，小人枉为小人也。

对哈剌哈孙“寡恩”，元武宗对李孟还算不错。一日，元武宗与“皇太子”弟弟及母后一起观宴，他忽然发现弟弟一脸愁容，便追问原由。爱育黎拔立八达道：“赖天地祖宗神灵，兄皇您荣登大宝。但能成就我们母子兄弟今日之欢聚，李孟居功实多。”海山一听，也觉有理。加上李孟也曾经当过他的老师，自然好感很多，立刻下诏派人四处寻访，最后在许昌陉山找到了“隐居’’的李孟，入朝后，立授中书平章事。当然，此事的发生，已是元武帝宗为帝的晚期（海山为帝仅三年多）。史书上讲：“（李）孟感知遇，力与国事为己任，节赐与，重名爵，核太官之滥费，汰宿卫之冗员”，其实都是溢美之辞，老李在元武宗朝当然知道自己要小心脖子上吃饭的家伙，实际上一直处于蛰伏状态。直到元仁宗继位，李孟才真正出谋划策，大受重用，并劝元仁宗重开科举，为天下读书人展现出一丝光明前景。元仁宗死后，奸相铁木迭儿想害李孟，把他降职使用。历宦多年的老李已经是百毒不侵，欣然就官，使得铁木迭儿干瞪眼，抓不住把柄害不了他。老李最终善终于家，并得谥“文忠”。

元武宗在位的三年多，基本上没干什么好事。当然，小伙儿做坏事的主观愿望不错，那就是因为钱不够用，“大刀阔斧”进行金融“改革”。所以，他又步元世祖后尘，重行设立“尚书省”（旧事从中书省，新政从尚书省），意在理财。武宗皇帝刚“上任”四个月，元朝已经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所以，他的理财“新政”，也并非是心血**的一时冲动，确实缺钱花。

（元）宪宗、（元）世祖登宝位时赏赐有数，（元）成宗即位，承世祖府库充富，比先例，赐金五十两者增至二百五十两。银五十两者增至百五十两。有旨：“其遵成宗所赐之数赐之。”戊戌，哈蒯哈孙答刺罕言：“比者诸王、驸马会于和林，已蒙赐与者，今不宜再赐。”帝（元武宗）曰：“和林之会，国事方殷，已赐者，其再赐之。”

也就是说，为了感谢蒙古宗王对自己的拥戴，元武宗更加用滥赏来收买这些人。对宗王如此，对亲妈和弟弟更加大方：“以金二千七百五两，银十二万九千二百两，钞币帛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匹奉兴圣宫（母后答己），赐皇太子（皇太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亦如之”。至于贵族大臣、侍卫亲信，元武宗更是出手阔绰，加之兴建佛寺、治理漕河、大起宫室，等等费用支出，不缺钱才怪。

为了能使“改革”进行下去，元武宗还任意增设官职，他本人也只要高兴起来，就随时频降“天谕”，时时对亲随封官加爵。元武宗任期内，经他御笔赐官的，就有近一千人，根本不经过中书省走程序，使得吏治大坏。就连元武宗奶妈的丈夫，也得授“开府仪同三司”。

元武宗所信用的人是脱虎脱这样的佞佛者和三宝奴这种自已昔日的贴身侍卫，“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基本被架空（估计受李孟“教诲”，他故意做出被架空的姿态，以免让皇兄起疑动杀心）。所以，与忽必烈时期一样，尚书省这么一个宠大的“财政部”，基本把从前的中书省那样一个“国务院”的权利全包揽过来。这些人，理财也没有什么新办法，无非是大量赶印货币，使得“物重钞轻，钞法大坏”。他们罢废中统钞，新造出“至大银钞”，一年多时间印制新钞近一百五十万锭。同时，又赶制铜钱通行于市（即“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元朝在此之前从未使用过铜钱），并下令“历代铜钱相参通用”，叮叮当当，怎一个乱字了得。除此“币法改革”以外，增加收入另一个办法自然是滥增税目。为了鼓励税课官们的干劲，元廷下令，对这些“专业人士”以征税多少来定级，与“工资”挂钩。如此，可以想见这些虎狼干吏们会把蛤蟆都挤出尿来，以榨石头出油的精神和干劲，投身到火热的为国增税收的工作中去。

元武宗时代另外受后人诟病的，就是下令“殴西僧（密宗僧人）者断其手，詈（骂）者截其舌”的残暴法令。佞佛崇僧，已经到达丧心病狂的地步。当然，元武宗之母答己是个笃信佛教的老娘们，她在五台山造佛寺，不仅耗废金银无数，开山破岭之时，又造成无数役夫人命的死亡。每级浮屠，皆是许多生命所堆垒。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称的是，海山时代的政治弊端多多，其人品却不是很差。特别是对待其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亲近无间。其宠臣三宝奴、亲信太监李邦宁都曾劝他立己子为帝，元武宗都不为所动，终使元仁宗能顺利继位。

元武宗尊孔

武宗即位后，打算改革一番，重儒尊道。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武宗派人祭祀孔子，加封“至圣文宣王”（宋真宗追谥）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令全国遵行孔教。被后世广泛用以称颂孔子的“大成”二字，便始于武宗时代。

为什么加“大成”二字呢？因为孟子说过：“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元代儒臣阎复对此解释说：“盖言孔子集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阎复因而赞叹道：唐、宋对孔子的徽美之称，“孰若我朝取孟子之言为准，以圣誉圣之深切著名也！”

从字面上看，元朝对孔子的尊崇确实超越了唐、宋两代。而且，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不是采行汉法的元世祖，也不是汉文化修养较深、倾向进一步推行汉法的元仁宗、元英宗、元文宗等皇帝，而是汉文化修养最浅、最为保守的皇帝之一元武宗。似乎是，连元武宗都如此尊崇孔子，孔子在元代的地位确实是很高了！元武宗真的尊崇孔子、崇尚儒学吗？

元武宗从十几岁起就镇守漠北、与海都、都哇等叛王作战，因而他所受多少汉文化教育甚少，对中原传统的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相当隔膜。在武宗朝，无论是政治制度、官员任用还是文化政策都偏离汉文化的轨道，比如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员多用其潜邸之旧人或怯薛人员，而颇具汉文化修养、熟悉中原传统王朝统治制度的（中央）官员则多受排挤。政府中汉人官僚不仅少，而且职位低，一、二儒臣所起作用甚微。而且，武宗嗜酒好色，史称他“惟曲蘖是沉，姬嫔是好”，就是整天沉浸在酒糟和温柔乡之中。这样的皇帝会尊崇孔子，并发布加封孔子尊号的诏令，岂不是奇也怪哉！原来，始作俑者是武宗朝儒臣、翰林学士阎复。

阎复字子靖，山东高唐（今属山东聊城市高唐县）人，少时曾师事名儒康晔，元世祖忽必烈时用名儒王磐荐，供奉翰林院，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升翰林学士，并历官佥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浙西道廉访使等职。成宗时阎复曾上疏建言在京师建宣圣庙学，赐孔林洒扫二十八户、祀田五千亩。可知阎复是对孔子和儒学感情极深的儒臣。大德四年（1300年）阎复拜翰林学士承旨，阶正奉大夫。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阎复仍拜翰林学士承旨，进阶荣禄大夫，遥授平章政事。元代的翰林院是职掌起草诏书的机构，大德九年升为正二品。阎复是翰林院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阎复在武宗至大三年所作的《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中说：“大德丁未秋，近臣传旨，议加至圣文宣王封号。臣复承乏翰林，获预其议。……宜加号。奏可。玺书锡命。臣复职当具草，继已颁示天下矣。”可知阎复是加封孔子尊号的倡议者之一，更是加封孔子制诏的起草者。

武宗能接受阎复的倡议，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与阎复支持武宗争夺皇位有关。武宗的即位诏书就是阎复所撰，诏书内称武宗“世祖曾孙之嫡，裕宗正派之传，以功以贤，宜膺大宝”，极力吹捧武宗争夺皇位的“正当性”与“合理合法性”，可见阎复与武宗的关系比较密切，能得武宗信任。更重要的是，武宗为孔子追封尊号是为了维护蒙古对中原汉地的长久统治。由阎复撰写的《加封孔子制》称：“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馨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可知其借助加封孔子尊号以粉饰文教，淡化武宗朝倒行逆施的政治，笼络汉族官僚和士人，维护其统治。“尚资神化，祚我皇元”，才是武宗加封孔子尊号的真正目的。

武宗加封孔子尊号的另一重要目的是借助孔子的纲常礼教，即“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处理他和皇太子也是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关系，让爱育黎拔力八达遵守“君臣之义”，对他效忠。因为武宗的皇帝宝座本来是他弟弟抢来的，他凭借强大的武力逼迫他弟弟拱手让出。1307年，元成宗死后，因成宗子、皇太子德寿早夭，发生皇位继承危机。卜鲁罕皇后居中用事，把持朝政，试图拥立安西王阿难答为皇帝。被流放到河南的答己和其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秘密回大都（今北京），依靠右丞相哈剌哈孙和汉人侍从李孟的谋略和协助，发动流血政变，一举肃清卜鲁罕皇后及其党羽，夺得皇位。但是答己的长子海山军功卓著，有众多将领和蒙古诸王贵戚的支持，以强大兵力相威胁，在上都即皇帝位，是为元武宗。不久，立其弟爱育黎巴力八达为皇太子，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承。但是，由于武宗与皇太子所受教育不同，政见也相左，矛盾冲突、政治斗争在所难免。武宗尊孔的目的之一正是用孔子的“君君、臣臣”纲常礼教制约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

武宗听从阎复们的倡议，通过诏书的形式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尊号，对元帝国继承尊孔崇儒的传统无疑有其积极意义。那么孔子在元代的地位真的因此而提高了吗？其实不然。武宗朝政治以封爵太滥为特点，对诸王贵族滥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员屡加官爵，滥封遥授。就连拱卫直都指挥使马谋沙“角觝屡胜”，也遥授平章政事；皇太子乳母李氏还被封为寿国夫人呢。当时的儒臣张养浩批评说：“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武宗时期王、公之类的封赠如同儿戏，如同后世大师封号之泛滥。在这样一个封赠泛滥的时代，孔子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尊号值几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太监李邦宁并不是恶人

元武宗时期，有一个人一定要介绍一下，即大太监李邦宁。

当今几乎所有责斥元武宗政治阴暗面的指摘，都拉不下一个内容：授太监李邦宁为大司徒。而且，李太监还在武宗后期劝皇帝立自己的儿子为帝。众口一词，似乎李邦宁就是个百分百坏人。其实，所有持此种看法的，皆是由于不读史书原文，牵强附会，人云亦云。世易时移，李太监被日益涂黑，再无出头之日。有元一代，正是因为贵族子弟充当侍卫的“怯薛”制度，太监弄权的情况几乎没有出现过，只有元顺帝皇帝李氏的心腹高丽太监朴不花为祸最烈。而《元史》中《宦者传》中，仅有两个人，一个是李邦宁，一个是朴不花，其实是作为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也就是，李邦宁是个人品相当不错的太监。

李邦宁是钱塘人，本名保宁，字叔固，最初是南宋皇宫太监。宋灭亡，随瀛国公入侍世祖，因为有医术并熟悉宫殿礼仪，给事元宫内廷，“警敏称上意”，又有语言天才，很快就说得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和诸蕃语，深得忽必烈欢心，在宫内官职越做越高。忽必烈死前，李邦宁已是“礼部尚书”，并“提点太医院事”。元成宗继位后，李邦宁因忠于所事，仍受重用，进昭文馆大学士。元成宗生命中最后十个多月缠绵病榻，老李终日医护，须臾不离左右，全尽人臣忠心之意。所以，元武宗夺得帝位后，对历事元世祖、元成宗两代皇帝的这位老太监十分敬重，并授他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这样的实官。李邦宁固辞，表示：“为臣以阉腐余名，得侍至尊，高爵厚禄，已经荣宠过甚。宰辅者乃佐天子治理天下之臣，如此之职，奈何授予我这等阉寺之臣。陛下纵然爱宠为臣，天下后世又如何评价您，为臣诚不敢奉诏。”武宗万分高兴，当即让侍从告知太后和皇太子，表彰李邦宁。

武宗有一次在大安阁燕奉皇太后，见阁中有一个箧，武宗问这是什么？李邦宁说：“是世祖的遗物，砣藏裘带，并有遗训：藏此以遗子孙，使见吾朴俭，可为华侈之戒。”武宗发箧观看，果真如此，感叹说：“不是你说，我哪里知道。”一旁的宗王插嘴说：“世祖虽然神圣，但过于啬财。”李邦宁当即反驳说：“不然！世祖皇帝一言一行皆为天下后世榜样。天下所入虽富，如滥用不节，必致匮乏。自成宗皇帝以来，岁赋已不足用，又广赐宗王，资费无算。长此以往，必将厚敛百姓，那可不是什么好事。”这些话要是别人说出口，说不定立刻掉脑袋。由李邦宁这么一个宫中“老人”说出，“太后及帝（武宗）深然其言”。所以才授其大司徒一职，后来又“遥授”丞相，行大司农事，可以说是尊荣已极。可见，李邦宁在武宗一朝，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他也不是武宗贴身太监引他做坏事那种人，实际上一直以长辈身份要元武宗学好。而且，元武宗爱酒爱色，连祀太庙都不亲自去，也被李邦宁进谏，最终他不得不亲自备法驾淋浴斋戒去祭祀祖先牌位。

元仁宗皇帝的亲近臣下很讨厌李邦宁。武宗皇帝临崩前，老李曾劝说道：“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渐长，父子家天下，古之至道，为臣未闻皇帝有儿子而立弟弟为继承人这样的事情。”但元武宗深知自己的帝位实赖兄弟玉成，便不悦道：“朕志已定，你有话自己去同皇太子（皇太弟）去说。”闻此言，史书上讲李邦宁“惭惧而退”。，李太监不应该感觉“惭惧”，他只是尽了人臣之责而已。他本来就是宋室太监遗臣，深谙儒家道义，知悉“父子家天下”的古意，进谏忠言，不是什么奸邪行为。但是后世，总有些人以他对元武宗的谏劝当成李太监的“罪状”，殊不知，元代后来的事实证明，兄终弟及的遗祸是何其巨大。

元仁宗继位后，其左右搬出此事来讲，要“今上”杀了老李。好在元仁宗为人也比较厚道，说：“帝王历数，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怀”，并加封老李为开府仪同三司，授集贤院大学士，弄个虚衔把他养起来。

李邦宁很低调，新帝即位赐钞千锭，他辞而不受。不久，李邦宁获派去代替皇帝祭奠孔圣人。行礼时，忽然遇大风突临，庑烛尽灭，致祭礼品皆被吹落。为此，李邦宁以为是圣人降谴，悚息伏地不敢起身，惭悔累日，最终竟然因此忧虑成疾，一病不起。从此事可以看出，李太监内心中的道德感与儒士大臣无异，绝非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