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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成宗铁穆耳时期（第1页）

第五章成宗铁穆耳时期

孛儿只斤铁穆耳庙号：元成宗在位：1294～1307年

并不顺利的继位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紫檀殿去世，在位三十五年，享年八十岁。同年五月，尊谥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蕾号世祖，蒙古语尊称为薛禅皇帝；先皇后察必同时被尊谥为昭睿顺圣皇后。元廷沿袭旧制，保留了忽必烈后妃的宫帐，并设官进行管理。《元史·世祖本纪》载：“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黾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纪十四》；《元史》卷九十《百官志六》）

国师八思巴的弟子尼泊尔人阿尼哥，在私邸为忽必烈举办水陆大会四十九日，超度亡灵。他又亲自用彩锦绘织忽必烈和察必皇后的御容。奉安于大护国仁王寺和大圣寿万安寺别殿。大护国仁王寺和大圣寿万安寺等藏传佛教寺院，随之成了忽必烈帝后的祭祀影堂所在，后来又称神御殿。（《雪楼集》卷七《凉国敏慧公神道碑》；《元史》卷七十五《祭祀志四》）

忽必烈死时，其太子真金九年前已经病死。依理，皇位应由真金的儿子来坐。但忽必烈迟迟没有再立皇储，直到至元三十年才把皇太子宝授予铁穆耳。忽必烈如此处理真金死后的皇位继承问题是有原因的。忽必烈在统治的中后期在政治上的保守倾向有所加重，表现在皇位继承上，也有倒退的迹象，即没有及时册立铁穆耳为新太子。

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除了政治上不能坚持汉法外，有两个因素也应该注意。一是真金死后，皇幼子北安王那木罕仍镇抚北边，如前所述，忽必烈曾经许诺过让那木罕继承皇位，后来又改变决定，立其兄真金为太子，此时抛开那木罕，再立真金之子，阻力重重，忽必烈很难操作。二是太子真金之子，皇孙甘麻刺和铁穆耳并不能让忽必烈感到十分满意。甘麻刺生性懦弱，在漠北抵御海都作战中屡屡失败，忽必烈一度将他调至云南。铁穆耳平定东道诸王之乱有功，比其兄更有能力和胆识，但铁穆耳也有弱点，他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忽必烈多次教育他，他亦不知悔改。

如此看来，忽必烈对甘麻刺、铁穆耳兄弟并不十分满意，只是在至元二十九年左右那木罕死后，忽必烈已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在甘麻刺和铁穆耳兄弟中选择其一。当然忽必烈选择铁穆耳还是正确的，他毕竟比其兄甘麻剌才干出众。

忽必烈授予铁穆耳皇太子宝，并将以铁穆耳为汗位继承人的遗诏留给了三位顾命大臣——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知枢密院事伯颜及平章不忽木。由于没有正式册立铁穆耳为新太子或皇太孙，铁穆耳正式登上皇位，必须履行忽里台贵族会议的古老程序。

忽必烈安排这样的皇位继承方式，是以蒙古旧俗为主，又杂糅汉地太子位号印章。从汉法的角度，如此行事是比册立真金太子倒退了，但它又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经过努力，也可以行得通，可以按照忽必烈的意志顺利传位给铁穆耳。册立真金为太子，毕竟是蒙元帝国的第一次，来自漠北方面的阻力很大。即使太子真金不逝世，也很难说不需要忽里台贵族会议决策。

铁穆耳是至元三十一年四月初应召返回上都的。在此前后，其兄长甘麻刺也回到了上都。接着在上都举行了忽里台贵族会议，专门讨论皇位继承问题。

在忽里台贵族会议上，由于忽必烈四位嫡子均已逝世，庶子宁远王阔阔出和镇南王脱欢地位较低，缺乏角逐皇位的实力，而在诸皇孙中真金的两个儿子晋王甘麻刺和铁穆耳地位最为显赫，故这场皇位争夺战实际上是在甘麻刺和铁穆耳之间展开。

《元史·伯颜传》云“亲王有违言”，就是说晋王甘麻刺欲和其弟铁穆耳争位的意思。然而皇太子妃阔阔真和三名顾命大臣都站在铁穆耳一边，这就使甘麻刺很快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史集》第二卷中有如下记载：“在铁穆耳合罕与长他几岁的[兄长]甘麻刺之间在帝位继承上发生了争执。极为聪明能干的阔阔真哈敦对他们说道：‘薛禅合罕，即忽必烈合罕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的必里克（指宝训）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你们每人来讲他的必里克，让在场的达官贵人们看看，谁更为精通必里克。’因为铁穆耳合罕极有口才，是一个[好的]讲述者，所以他以美妙的声音很好地讲述了必里克。而甘麻刺，则由于他稍患口吃和没有完善地掌握词令，无力与他争辩。全体一致宣称，铁穆耳合罕精通必里克，他较漂亮地讲述了[必里克]，他应取得皇冠和宝座。”（《史集》第二卷，第376页）

以精通成吉思汗宝训来考核皇位继承候选人看起来比较公正，问题是阔阔真明明知道铁穆耳能言善辩而甘麻刺讷于言辞，以讲述成吉思汗宝训来让与会众人评定雌雄优劣，显然她有意袒护铁穆耳。由于阔阔真提议如此考核，忽里台贵族会议的舆论倒向了铁穆耳，可见在忽里台会议上阔阔真拥戴铁穆耳的作用非常大。

阔阔真在皇位传承问题上的厚此薄彼，是有背景的。《元史·显宗传》说甘麻刺也是阔阔真所生，但同书《后妃传二》又明言阔阔真仅生答刺麻八剌和铁穆耳二子，答刺麻八刺至元二十九年死去。有人据此认为甘麻剌可能不是阔阔真亲生的。史书还说，甘麻刺自幼一直由忽必烈夫妇抚养，即使《元史·显宗传》所言甘麻刺系阔阔真所生符实，也可以断定甘麻刺与母亲阔阔真的亲密程度远不及铁穆耳。（周莨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三辑；《元史》卷一百一十五《显宗传》）

说起这位阔阔真，她所以能成为真金太子妃，还有一出类似传奇戏曲的故事。忽必烈壮年时代外出打猎，途中口渴，发现路旁有一个蒙古包，便与从人下马，进去讨马奶酒喝。帐房内，只有一妙曼女子在整理驼茸。见忽必烈等人入帐，这姑娘不慌不忙，不卑不亢，表示说：“我家有马奶酒，但我父母兄弟却不在家，我一女子不能擅自把东西给你们。”忽必烈听此说深觉有理，转身欲去。姑娘又道：“我一人在家，你们自来自去，好像不太妥当，不如稍等一会儿，我父母就回来。”果然，话音甫落，姑娘父母回家，看见贵人到来，马上端上马奶酒招待忽必烈一行人。豪饮狂吃一顿，一行人离开。忽必烈在马上叹道：“如果能娶这样的女子为媳妇，该多好呀！”日后，太子真金到了结婚年龄，不少贵臣荐女，忽必烈皆摇头不允。一位老臣当日与忽必烈打猎，知道皇上意中所属，私下一番“调查”后，上报说那姑娘仍未嫁人。“世祖（忽必烈）大喜，纳为太子妃。”这位姑娘，正是阔阔真。入宫后，阔阔真深得忽必烈夫妇欢心，孝顺尽心，连察必皇后上厕所用的大便纸，阔阔真都会事先每张以面揉搓，“令柔软以进”，小事积成山，老皇帝夫妇不停称道她是“贤德媳妇”。相比之下，南朝皇帝萧衍与李后主亲自削制厕筹及以面揉便纸，他俩的“孝敬”对象是寺庙的大和尚们，难免显得“形而下”了。此外，真金太子病重时，忽必烈来太子宫探视，见**有用金丝密织的卧褥床具。忽必烈恼怒，斥责太子说：“我一直以为你本性俭素，怎能用这种奢侈之物！”真金太子重病加惶恐，一时不能辩白。阔阔真忙跪下，大包大揽：“平时太子从不敢用如此贵重之物。现在他病重，怕湿气侵体，才用上这种东西。”为使公公消气，阔阔真命宫人立即撤换掉那床大金褥子。凡此种种，皆说明“这个女人不寻常”。

在铁穆耳占据上风的过程中，伯颜、玉昔帖木儿等顾命大臣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伯颜、玉昔帖木儿二人软硬兼施，配合得十分默契，当甘麻刺有违言异议时，伯颜手握宝剑立于宫殿台阶上，陈述祖宗宝训，宣扬顾命，阐明忽必烈所以立铁穆耳的意旨，而且颜辞俱厉，致使甘麻刺双腿颤抖，被迫趋殿下拜。玉昔帖木儿则起身对甘麻剌说：“宫车晏驾，已逾兰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甘麻刺听罢他的话，立刻说：“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甘麻刺一表示屈服，与会宗亲、大臣就取得完全一致，于是依照忽里台惯例，拥戴铁穆耳继承皇位。据说上都忽里台定策以前，形势复杂，人心惶惶，随时都可能发生变乱，定策之后，“易天下之岌岌为泰山之安”。难怪玉昔帖木儿感慨地说：“大事已定，吾死且无憾。”（《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三《太师广平贞宪王》；《牧庵集》卷十一《蒲庆寺碑》）

如果说阔阔真在忽里台的作用，重在以考核宝训，让与会其他宗亲、大臣达成共识，那么伯颜、玉昔帖木儿等顾命大臣的作用，主要是传达忽必烈的遗诏，说服或迫使甘麻刺屈服就范。他们传达遗诏，也带有忽必烈指定继承人和嗣君的意思。应该承认，伯颜、玉昔帖木儿等顾命大臣的实际作用，应在阔阔真之上。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铁穆耳在上都大安阁登上皇位，此为成宗朝之始。铁穆耳即位后，尊皇父真金为皇帝，同时为忽必烈、真金上尊谥和庙号。成宗改皇太后阔阔真所居旧太子府为隆福宫，詹事院为徽政院，司议日中议，府正曰宫正，家令日内宰，典医署日掌医，典宝日掌谒，典设日掌仪，典膳日掌膳，仍增控鹤至三百人。在治理朝政方面，成宗任命了以右丞相完泽为首的中书省宰相。伯颜被加爵太傅，玉昔帖木儿则进为太师。安西王阿难答统管关中、陕西等地，宁远王阔阔出奉命总兵于漠北称海，镇南王脱欢镇戍扬州。兄长甘麻刺获赐忽必烈的一整份财产，仍然负责统领太祖大斡耳朵及军马、蒙古本土。（《史集》第二卷，第377页；《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一》）

新太后阔阔真还特命近侍洁实弥尔护送晋王甘麻刺归藩，且以祖宗“弘模远范”、古今“善行美德”，开导甘麻刺安心守藩，以弥补兄弟争位的嫌隙。事后，铁穆耳还称赞洁实弥尔：“汝善处吾兄弟之间。”（《吴文正集》卷三十二《大元荣禄大夫宣政院使齐国文忠公神道碑》）

南征“八百媳妇”国

元成宗坐稳帝位后，几年无大事。大德四年底（公元1301年），身在云南的行省左丞刘深好利生事，上奏道：“世祖以神武混壹海内，功盖万世。皇帝继位以来，未有武功以彰显神武天资，西南夷有八百媳妇国未奉大元正朔，请允许为臣我为陛下征之。”

虽然御史中丞董士选等人认为刘深出兵是“以有用之民而取无用之地”，可丞相完泽支持这一建议，元成宗本也想“开边”弄出件大功青史留名，因而“用兵意甚坚”，谁劝也没有用。于是，大德五年正月，元廷发钞近十万锭，作为军费支持用兵。

这“八百媳妇”国，位于今天的泰国清迈与缅甸掸邦一带地区，其土王有妻八百多，各统一寨，所以号称“八百媳妇”。且说缅国服元后，岁贡方物，缅王遣子奉表入朝，成宗嘉他恭顺，赐以册印，给赏虎符。缅国一时安定。不意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五月，缅人僧哥伦作乱，缅王缉捕了他的哥哥阿散哥也，不久又放了他。阿散哥也心中怀恨，纠集党羽突入缅都把国王囚禁猪牢，旋即弑之。缅王的次子逃到燕京申诉其事，成宗乃命云南平章政事薛绰尔发兵一万二千人往征。

缅贼阿散哥也，倚八百媳妇为援，气焰甚嚣。薛绰尔一时难以取胜，要求再派援兵，备言八百媳妇不灭，遗患无穷。十二月，云南行省左丞刘深上书成宗说：“世宗以他的神明武力统一了海内，功盖万世。现陛下继承了大元的基业和皇位，没有建大功，以昭彰盛圣的事业。西南少数民族有个八面媳妇国，没有向新朝纳奉，臣情愿发兵去讨伐它！”成宗听信了刘深的旦旦信誓，遂发兵二万，命刘深和哈刺带等前往征讨。

大德五年（1301年）四月盛夏，刘深取道顺元入八百媳妇国。冒着烟瘴，还没有作战，士兵死亡的便已有十之八九。驱赶民众从溪谷中间转运粮饷，好几十天才能到达，死亡的也有数十万人。刘深又命云南征调民众供应赠品，以至要胁蛮妇蛇节交纳黄金三千两，马三千匹。说起蛇节，先是水西土官之妻，后为蛮酋宋隆济之妾，素有艳名，矫健多力，喜著红衣，土番号为红娘子。刘深向蛇节发难，也有纳妾之意。一下子惹怒了宋隆济。宋隆济便策动部下反叛了元军。

二月，宋隆济率领苗佬、紫江等地的少数民族四千人进攻杨黄寨，杀掠很多人。接着又进攻贵州。知州张怀德力战身亡。把刘深围困在绝谷之中。八月，征讨缅甸的薛绰尔率军归来，被金齿的少数民族土人所拦截，士兵战死无数。志大才疏的刘深率数千残兵往后撤退，被宋隆济所率的土蛮军一路邀击，毒箭陷井一起上，“（元军）士卒伤殆尽。”消息传至大都，南台御史中丞陈天祥上书，痛陈对“八百媳妇’’的用兵之失：

八百媳妇（国）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为利，不取不足以为害。而刘深欺上罔下，率兵伐之，经过八番，纵横自恣，中途变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食尽计穷，仓皇退去，丧师十八九，弃地千余里。朝廷再发四省之兵，使刘二巴图总督以图收复，湖南、湖北大发运粮丁夫，众至二十余万。正当农时，驱此愁苦之人，往回数千里中，何事不有！比闻从征败卒言，西南诸夷皆重山复岭，陡涧深林，其窄隘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贼若乘险邀击，我军虽众，亦难施为。或诸蛮远遁，阻隘以老我师，进不得前，旁无所掠，将不战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国、占城、交、缅诸夷以来，近三十年，未尝有尺土一民之益，计其所费，可胜言哉！去岁西征，及今此举，何以异之！请早正深罪，乃下明诏诏谕，彼必自相归顺，不须远劳王师，与小丑（指西南夷土著）争一旦之胜负也。为今之计，宜驻兵近境，多市军粮，内安外固，渐次服之，此王者之师，万全之利也。苟谓业已如此，欲罢不能，亦当详审成败，算定而行。彼诸蛮皆鸟合之众，必无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疑，以计使之互相仇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动之时，徐命诸军数道俱进，服从者怀之以仁，抗敌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济，功乃易成。若复舍恩任威，深蹈覆辙，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者也。书上，元廷不报。虽如此，元成宗深恨刘深无能败军，下旨罢免刘深等人官职，收缴符印。同时，派出能将刘国杰率军征讨宋隆济和蛇节等人。刘国杰百战良将，在先战失利的情况下，诱敌深入，大败土蛮军，蛇节被迫投降。元军恨这位女蛮酋首先生乱，立即剐杀。宋隆济本来逃免，不久却被他侄子诱执献与元军，也被凌迟。至此，“西南夷”们总算消停下来。

元朝损兵折将加上民夫数十万条性命，也没征服“八白媳妇”，得不偿失。悔怒之下，元成宗下诏杀掉带头生事的刘深。

十一月，成宗只得令平叛大元帅刘国杰、副使杨赛因不花率四川、云南、湖广、河南的兵马，进讨云南土蛮。车海作为一名部将，随刘国杰出征西南。说到车海，他自幼熟读兵书，深谙韬略。长期的武职生涯，磨练出一套智勇双全的本领。这次出征就是元帅点出来的名将之一。

大德七年（1303年）四月，征南元军与蛮兵接战于播州境界，初战失利。元帅和副使面对蛮兵占有天时地利优势，把各将领请到军帐议事，杨赛因不花很赏识车海，要他出谋献策，车海经过一番思索，提出“佯攻假败制胜”法，须当如此如此，元帅从其计，遂下令士兵，一人手持一张盾牌，上面钉了钉子。等到打仗的时候，便丢弃盾牌假装逃走。敌人果真紧追不舍。战马踩了带钉的盾牌，纷纷倒地。元军鸣鼓反击，敌军大败。一场恶战，打败蛮兵，蛇节被俘，宋隆济也被其侄宋阿重抓获杀死。西南平叛告捷。

其实，元朝对云南、贵州等地区一直倾力经营。至元十三年，即1276年，元朝就在云南行省设置大理、金齿等诸处宣慰司，特别是目后还开辟了从中庆（昆明）到车里（景洪）的驿道，目的在于加强西双版纳地区的统治。忽必烈时代，元朝在西南所使用的“土司”制度饶有成效，招降了不少当地土著，并允许世袭。土司职务也很齐全，设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职位，当然，元廷一般都会派“达鲁花赤”数员到任，监督这些土司向中央政府朝贡和交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