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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课诗书传家（第1页）

第二十四课诗书传家

第二十四课诗书传家

古人云：“耕读传家，诗书继世。"自汉代以来，“诗书传家”一直是古代中国家庭的核心价值理念。它影响着中国人对正直、金钱、知识的看法，也影响着中国人读书的热情。但现在，随着传统家庭的解体，“诗书传家"的传统也逐步在现代社会消失。各种现代媒体如电视、网络、手机等不断普及，又进一步分流了人们的注意力，分割人们有限的闲暇时间，导致中国人的读书率进一步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推广读书、鼓励读书，倡导“时代转型，阅读永恒"的理念，希望“诗书传家"的传统在新时代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并不断延续。

——王余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曾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叫《三槐堂铭》，该文乃是应其好友王巩之请所写，可以看作是王家族谱的一个序言兼内容简介，而“三槐堂”则是王家区别于其他王氏的堂号。

说到“三槐堂”的由来，还得从王巩的先祖王祐说起。

王祐出生于五代十国时期，当时战乱频仍，世道艰险，王祐虽才华横溢，但因真诚正直，为当时的许多军阀所不喜。宋朝建立后，王祐曾任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等官职。尽管他在任上尽职尽责，又品行端正，德行为天下人所敬仰，朝野上下有不少人都希望他能升任宰相，造福万民。公元956年，上天给了王祐这样一个机会：有人密告魏州节度使符彦卿谋叛。由于王祐的祖籍莘县恰好归属魏州，宋太祖便让王祐打着衣锦还乡的幌子，便宜行事，除掉符彦卿。并许以相位。但王祐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却发现符彦卿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冤枉的，因此直言禀报，并以自己全家百口性命担保！本想借机除掉符彦卿的宋太祖因此很不高兴，诸如“事成之后升迁宰相”之类的许诺自然落空，还把王祐调任襄州。王祐心知肚明，自己是被变相地贬黜了，大概也有点生气，于是在赴襄州任前，在自己的宅院内亲手种下了三株槐树，说：“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以今人的思想揣度，这多半是句气话，没想到的是，数年之后，王祐的二儿子王旦果然当了宰相，前后辅佐宋真宗近二十年，因当时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王旦被人称为“太平良相"。王旦的另两个儿子也不负父望，德才兼备，长子王懿任江西袁州知府，政绩颇佳，三子王旭也是著名的清官。

当然，若说“三槐王氏”的杰岀代表，还得说是王旦。中国人喜欢把好人神话化，把坏人妖魔化，王旦就被后人附会上了不少神活。比如有的野史说，王旦高中进士后，首任平江知县，在他到任前一夜，有看守官居然听到院子里有群鬼大声呼叫：“宰相公要来了，我们赶紧避开吧！”在这之前，当地常闹怪物。从此以后，怪物再无踪影。另一段野史则说，王旦任宰相后，有一个姓卢的小官想用重金贿赂王旦，希望得到提拔，结果被王旦正色推辞，卢某很不爽，便天天在家设香案诅咒王旦快死，但没几天，卢某做梦时竟梦到一个神人呵斥他说：“王旦不提拔你，是为国家着想，也使你全身而退，但你不思悔改，还心存恶念，上天立即就要惩罚你了。”结果没几天，姓卢的就死了。这些野史自然不能当真，但它们足以从侧面揭示出，至少王旦的才能与道德水平在时人与后人眼中，都达到了令鬼神都钦敬的程度。

正史中当然也不乏王旦的美德故事。在朝堂上，王旦虽是首屈一指的重臣，但遇事从不固执己见，受人毁谤也不与计较，办好事、说好话还不让人知道。史料记载，有一次，王旦极力称赞当时的另一位大臣寇准，结果宋真宗笑着对他说：“王爱卿你可能不知道，你在我面前经常说寇准的长处，但他在我面前却老说你的短处呢!”王旦说：“臣做了这么多年宰相，天下大事小情难免处理不周。寇准为人忠直，知无不言，说说臣下的缺点是应该的，这也正是陛下之福和臣看重他的原因啊!”宋真宗哈哈一笑，说：“你真是个好人啊!”此后更加赏识他了。又有一次，王旦负责的一份公文转达至了寇准的枢密院，寇准发现其中有些格式不对，这在古时是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于是寇准立即上奏给了皇上。王旦自然受到了责问，但他并不辩解，而是坦然承认错误。巧得很，过了几天，寇准起草的一份公文送到了王旦那里，王旦的手下发现上面也有格式错误，当即非常高兴地说：“这次我们也抓住他们的把柄了，上奏给皇上吧?”王旦却命人把公文退给了枢密院。寇准得知后，非常惭愧地找到王旦说：“你老兄怎么这么大度呢?”在家里，王旦从未发过脾气。有一次，家人闲得无聊，想试探他，便在他要吃的肉羹内放了点尘灰，王旦自然看到了，但他只是不吃肉羹改吃米饭而已，不发一语。家人又故意问他你怎么不吃肉，他说：“没什么，只是今天不太想吃而已。”家人不甘心，又找了一天，把肉羹、米饭都弄脏，王旦也不责问，只说：“我今天不想吃饭，给我弄点稀粥喝吧！”

在古时候，像王旦这样的高官大多与“裙带关系”及“良田美宅”脱不了干系。很多人，都是左手把儿孙提拔起来，右手把别人打压下去，第三只手还把天下及公家的财产可劲儿往自家院里扒拉。而王旦一来处处注重避嫌，他的弟弟及两个儿子都是因为避免与他上下级直接领导，只做了一些有名无实的小官、闲官，只有小儿子王素因为入仕时王旦已去世，没受影响。王旦一生之中也从未买过田产、修过大屋，连宋真宗都嫌他的住房条件实在太差，屡次想拨款为他翻新，他却总是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虽然简陋，不忍拆除。”有人问他，既然不想法为子孙谋个高位，为什么也不留下些家产给子孙经营呢？他回答道：“儿孙应当自立，何须田宅？若他们不争气，田宅只会让他们因为争财做出不义之事!"有一次，一个卖玉带的商人上门推销，王旦的弟弟王旭觉得商人的玉带很不错，便想购买一条。考虑到哥哥可能不赞同，便去请示王旦，王旦也不说什么，只是让他系在腰上，然后问他：“现在还好看吗?”王旭说：“系在腰上，怎么能看得见好看不好看?”王旦淡淡地说：“你自己身负重物，目的是让别人说好看，不是太劳神了吗?”王旭恍然大悟，赶紧把玉带还给商人。

就这样，在王旦的引领下，王氏族人虽然众多，但个个友爱笃实、好学勤俭，更不作威作福、盛气凌人，全无世宦子弟的骄娇之气。时人提起“三槐王氏”的家风，无不叹为观止。后来，为更好地承传家风家训，王旦的孙子王巩在翻修故居、正式建立“三槐堂”这一堂号的时候，特意请苏轼撰写《三槐堂铭》，以此勉励王氏后人，效仿祖先的美好德行。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千年，三槐王氏不仅名人辈出，而且枝繁叶茂，子孙遍及世界，全球华人将近一亿姓王的人当中，三槐王氏的子孙就占了40%!真可谓“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诗书传家”。据说过去好多老百姓都把它制成对联，贴在大门上。据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先生的老家大门上就贴着这么一幅。另据传说，莫大师获奖后，有人前往参观其故居时，居然偷偷将院墙上的砖拆下带回，也想沾沾文气！这就显得不太忠厚了。其实，“诗书继世长”，强调的也只是一种精神，而不是给子孙后代留一屋子书或者让孩子上名校、上各种培训班那么简单。

“诗书传家”强调的也不仅仅是道德。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难得糊涂”的郑板桥，这位在教育儿子方面就一反常态，临死前都不忘上最后一课。史料记载，郑板桥52岁方得一子。当时他官居县令，有田产300亩，他的儿子也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家子弟。郑板桥去世时，其子年方十一，当时大家都在担心郑板桥的身体，郑板桥却表示自己回天乏术，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让儿子亲手给他做馒头吃。儿子根本不会做，但父命难违，而且父亲越来越虚弱，恐怕难以支撑多久，只好答应。但他不知如何下手，站在那里干着急。郑板桥便强打精神，指点儿子可以请厨师指导，不过必须自己亲手学着做，不能让厨师代劳。结果儿子费了半天工夫，终于将馒头做成，可是当他把亲手做的馒头送到父亲面前时，郑板桥已气绝身亡！儿子悲痛欲绝，忽然他发现茶几上放着一张纸条，赶紧拿起来看，只见上面写着：“淌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是好汉！”看罢，儿子恍然大悟，明白了父亲临终前要他亲手做馒头的用意——爸爸要走了，以后靠自己！

郑板桥的做法显得那么特立独行。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溺爱，在全世界范围内恐怕首屈一指。应该承认，疼爱子女是人之天性，但过分的溺爱却让很多人从小养成了凡事依赖的习惯。有人帮助当然是好事，然而父母毕竟照顾不了孩子一辈子。俗语有云：“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所以，靠自己最好。先哲也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孩子如果有本事，有人品，自能创造自己的一方天地；孩子如果没本事，给他留下多少家产，也会败光，财产只会害了他。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尊少伟男。古时候，当然也包括现代社

会，一些权门公子或富家哥儿依赖祖上或父辈的高官厚储，长期过着奢侈**逸、醉生梦死的寄生生活，饱日终日，无所事事，除了一部分人无事生非，成为舆论的主角、社会的反面教材，绝大部分只能昏庸到老，难有长进。所谓富不过三代，财富也好，权位也好，向来都是，也应该是“有德者居之”。无“德"，徒使人成为众矢之的，招灾惹祸。

清代首屈一指的大富户、山西灵石王家很有代表意义。发达时，人

丁兴旺，在朝为官者数十人，经商者富甲天下，兴建的王家大院至今还为当地不断创收。但后来，子弟不争，日趋奢靡，有人痴迷鸦片，有人荒学捐官，更有甚者，有家道败落的王家子弟做小偷，天长日久，居然练就了只用两枚铜钱插入墙缝便可攀上任何高墙的“绝技”!

同时代的“八旗子弟”则是一个更大的报废族群。清军入关前后，“八旗子弟”也曾是勇武骁健的代名词，后来则泛指清末那些躺在祖宗福荫上领着“月钱”游手好闲、腐化沉沦、烂得不能再烂的人物。清末时，许多“在旗人”都非常会玩儿，男的打茶围、蓄画眉、玩票、赌博、斗蟋蟀、玩乐器、坐茶馆??…。?女的也各有各的混日子的法门。后来家道日渐中落，入不敷出，便只能干些巧取豪夺、谁谁骗骗的事儿了。等到清朝灭亡，漫说一般旗人，就是昔日的一些王公之后，也往往因为缺乏生技而干出一些荒谬的事情。比如末代郑亲王昭煦，1931年，竟因为盗挖自己老爸的坟墓想淘岀几件陪葬品过日子被抓，一时传为笑柄。还有一位叫宴森的末代郡王，也是把自己先祖墓地上的树木和建材卖了个精光，然后沦为洋车夫，人称“车王”不说，还连累祖坟都被称作“车王坟”（位于今北京市门头沟区冯村西）。老舍先生曾在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我想这句话不仅适合当年的“八旗子弟”，也适用于当今社会每一个浮躁的家长及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