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学生知识面
大众传媒本身包括电影,但新闻专业学生对电影了解甚少,征得系领导同意,我同中文系青年教师高伟商量,可否开电影史介绍课。他非常支持,经过几个月准备,给早期新闻专业学生开了《电影史》。他优雅的讲课风格,很多学生至今难忘。20世纪80年代末,新闻学教研室青年教师程旭兰经过外出进修和备课,开了《公共关系学》课,为拓宽学生就业渠道增加了知识准备。我经过与外地学者沟通、备课,从1989年起开《传播学》课,使学生多一个观察、思考新闻活动的视角。
◇阅读书目
第一届学生刚进校,新闻学教研室开出新闻专业学生阅读书目。手头保存一份定稿作为学生阅读专业书目。1984年3月9日,又斟酌开出《中文系新闻专业学生阅读参考书目》,要求学生选读。1993年4月16日,修订出《新闻专业学生重点阅读书目》。学生当然不会全读,各人情况差别很大,但经常提醒学生要阅读,就是一种引导和推动。应该说,光听课不读书的学生长进有限。推动学生阅读是十分必要的。我相信,做好这件事有助于学生打基础。
◇《征求意见书》
1984年,我给新闻专业87届(83级)学生上《新闻采访学》课,安排了一次随堂实习采访(即不停课,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采访)──主要是采访几位校内老师。这是新闻专业第一届学生第一次采访实习,我也没有带学生采访的经验,就放手让他们自己去闯,但作业交上来后,我背着学生印了一份《征求意见书》,发给各位接受采访的老师。结果,黄涵、陈明猷、陈洵、唐骥、李斌、余成俊、郑召利、熊华胄等老师都认真填写了《征求意见书》。他们的总体评价还可以,认为学生才学专业课,就能独立采访,不容易,待人也有礼貌,但也反映有的学生“显得有些拘谨”“谈话时有些腼腆”“不够大方”“知识面不够宽广”“希望在说普通话方面下工夫”“中心话题是什么应在提问中灵活地涉及”等。我在后续讲课中,有针对性地强调了这些问题。在后来两届部分学生的《新闻写作学》课随堂采访中也用了《征求意见书》,包括征求校外实习采访对象的意见,都有反馈,有助于我改进教学。
现在,这些《征求意见书》涉及的学生,有的已评上正高职称,有的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责任,有的还获得较高的荣誉称号。当年他们在第一次实习采访中暴露的那些不足,已是历史了。我保存着这些《征求意见书》,算是一份纪念。
◇几十张小纸条
我经过准备,从1992年起讲《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课,其中有一节叫《毛泽东关于文风的思想》,摘录毛泽东不同文章中关于文风的10句话或短语,以此为依据讲毛泽东关于文风的10条意见。有一年,我请听课的新闻专业93届(89级)学生听课后,当场每人写一张小纸条给我,说说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条。结果,8名学生最喜欢“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5名学生最喜欢不要“神气十足”,要有“货色”;5名学生最喜欢“用简洁的文字反映实际”,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3名学生最喜欢“对读者要亲切些,但要‘软中有硬’”;3名学生最喜欢“使人一看就懂”,不要“使人看了头痛”;一名学生最喜欢“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之内下几百公里的倾盆大雨”……每张小纸条都列出自己的理由,虽是三言两语,却也是一种理解。这些资料,反映学生听课后对现实文风是有理性思考的。这也算是推动学生联系实际的一种方法吧。
1990年,我给新闻专业91届(87级)学生上《传播学》课。讲到一定程度后,我让学生每人当堂写出能印证(包含)某个传播原理(或模式)的一句成语,并简要说明理由。结果五名学生写“三人成虎”,四名学生写“众口铄金”,两名学生写“曲高和寡”,有的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的写“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有的写“望梅止渴”,有的写“杯弓蛇影”,有的写“有的放矢”……都反映学生听懂了一些传播原理、模式,又结合自己的经验,有了自己的理解。这算是我教《传播学》的“土洋结合”吧。
这些小纸条,我还保存着。
我披露“星星点点留下痕迹”的事,意在说明:用一些办法来检测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引导学生阅读、开阔学生视野,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创新,但能让学生从中受益,而学生的进步是我人生“第二春”最有意义的记忆。
●难忘友人的真诚支持
宁夏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是个开放的专业,我的工作笔记本上保存着有关的信息:13年时间(即我退休前),共有60多位自治区内外的专家、学者、领导应邀来给新闻专业授课、做报告、讲专题(名单略),给早中期筋骨尚不强劲的这个专业以支持。当然,如果没有系、校的支持,把这些友人邀请来将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现在,其中许多位已离世,我们铭记他们的贡献和善意。
●毕业生去向和用人单位的反馈
1996年9月,我对退休前参与培养的87、88、89、91、93、96届六届新闻专业学生的去向逐个排查,大致情况是:上述六届共毕业235人(不含进修生11人、旁听生5人)。到自治区外工作的48人(其中从事新闻专业工作的28人),占20.4%;自治区内工作的172人,占73.2%,其中从事新闻专业工作的136人,占57.8%。情况不明的15人,占6.4%。
后来,随着时间推进,这个比例当然会有变化。
1994年3月,国家教委下文对高校新闻专业进行调查,其中一项是“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请附用人单位人事部门签署的有关材料”,宁夏大学中文系给自治区内外有关单位去了函,结果都有回复,总体评价较好,较为满意,也指出一些缺点,如学生对电视特性认识不足、希望加强编辑学教学、学生的政策水平再提高一步等(限于篇幅不详述)。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成绩的取得是系、校党政领导支持和中文系全体教师包括新闻专业的教师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贡献了我个人的一份努力。集体不容抹杀,个人也是存在的。这是我中年开始的“青春记忆”中的辩证法,我不敢贪天之功为己有。
●教书的味道
我“四十七岁开始”的人生就是在宁夏大学教书。在这个过程中,面临十字路口。我选择一心在宁夏大学的这个岗位站到底,这个选择对吗?
几十年过去,回头看看,感觉告诉我,选择是对的,因为我就是教书的料,既然是这个料,就把自己做成适合这种料的“家伙”(《现代汉语词典》说,家伙:“①指工具或武器”),物有所值,因材施用,这有什么不好?我参与培养的宁夏大学一批批新闻专业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一些人还与我保持联系,真诚地与我沟通,互道珍重,互相勉励,我感到人生充实有意义。
人生不像理想主义者说的通体光明,也不像悲观主义者说的漆黑一团——在教书育人岗位上持之以恒地认真地做好该做的事情,会有真情的回报。
这就是我教书尝到的味道,这个味道真好。
47岁开启人生“第二春”,有了一些收获,很好啊!还要什么吗?什么都有了,不再需要什么。只盼一个事情:多活两年,多看看花花世界,分享更多生活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