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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养生之术 勇于实践身体力行（第1页）

第九章养生之术：勇于实践，身体力行

曾国藩在他数十年的养生之中，勤恳耕耘，积累了丰富的养生经验，对其德性的修养、身体的保健和事业的成功，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他的这番养生之术，对于今天的自我保健仍然有着一定的启示和裨益。

1．静坐是养生金方

“静”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很强的“静”的色彩，几乎每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都曾在“静”字的基础上立论。《易经》中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乐记》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孔子说：“仁者静。”

无论道家、儒家、法家，都把“静”作为核心范畴，并加以展开。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具有很深的哲理，但无论是哪一家，都是针对人类社会本身而言。因此，“静”就不单纯是哲学概念，还是助益人立身处世的智慧术语。“静”之一字，蕴含着奥妙无穷的人生真谛和成功谋略。

诸葛亮最早体悟到“静”字的妙用，因此在诫子书中，他谆谆告诫儿子，无论修身、立志、治学，都要以“静”为本：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欲静也，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

在这段话中，诸葛亮提出了“静以修身”的概念。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更进一步提出了“主静”说。曾国藩的“静”字功夫，就是从“主静”来的。

刚考中进士之时，和许多幸登金榜的士子们一样，曾国藩也踌躇满志，得意非凡。但他一旦为官，由于治国平天下的志气一时无法伸展，也由于初入仕途缺乏为官经验，更由于耐不住翰林的清苦和孤寂，这时的曾国藩脾气极其暴躁，动辄就申斥仆人。曾国荃被接到京城随他学习，也因无法忍受他的脾气愤而归乡。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拜了唐鉴和倭仁为师，精研理学。唐鉴首先就告诉他：“静”字功夫最为重要。曾国藩也由此得到了修身要诀。

唐鉴针对曾国藩“忿狠”的缺点提出了“主静”的建议。曾国藩听了他的教诲，也觉得“静”字功夫正是他所缺乏的。倭仁指教说：“心静则体察精，克治亦省力。若一向东驰西鹜，有溺焉而不知，知而无如何者矣。”也是让他从“静”字下手。

曾国藩悉心听从两位师友的教导，首先遵照唐鉴指示精熟《朱子全书》，然后以倭仁为榜样，订立十二日课，使自己每天做事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三是每天反省自我，详记日记，检讨自己的过失。但是对于好动不好静而性情又刚狠的曾国藩来说，“静”字功夫也不是那么容易练成的。在动与静之间，恕与忿之间，他忍受着巨大的煎熬。在第二年正月七日的日记中，他再次深刻地反省了自己：

自去年十二月廿后，心常忡忡不自持，若有所失亡者，至今如故。盖志不能立时易放倒，故心无定向。无定向则不能静，不静则不能安，其根只在志之不立耳。又有鄙陋之见，栓点细事，不忍小忿，故一毫之细，竞夕踌躇，一端之忤，终日沾恋，坐是所以忡忡也。志不立，识又鄙，欲求心之安定，不可得矣。是夜，竟不成寐，辗转千思，俱是鄙夫之见。于应酬小处计较，遂以小故引伸成忿，惩之不暇。而更引之，是引盗入室矣。

从严苛的自责中不难领会到曾国藩心中的矛盾和苦恼。他最终还是挺住了。为了遵守十二“常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上面列出详细的表格，每天他都要在表格中填写“常课”的内容。此外，他坚持写日记，练习书法文章。以致这些成了他—生的习惯，从来没有放弃，直到去世。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首倡“主静”之说，他认为，天地诞生之前的“无极”本来就是静的，因此人的本性也是静，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才破坏了“静”的状态。只有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静”的状态。“静以修身”的要点就是制欲窒忿。曾国藩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极力控制自己的奢欲、权欲、色欲，以俭朴为信条，以淡泊为依归，戒除**思，甚至与朋友开玩笑都被他认为是可耻之事而痛加自责。

曾国藩认为自己心不静是因为没有志向。刚到京师，未免六神无主，导致心情不静。后来他发奋立志，自称欲行仁义于天下，改名国藩，决心为国家之藩屏。但这仅仅是志向，曾国藩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发奋苦读。唐鉴还向曾国藩推荐了理学大师倭仁，倭仁又教曾藩以克己之法，京是难过静坐、札记等自省工夫，戒除私欲。倭仁把静坐看作克己的不二法门，曾国藩也效法他。曾国藩给自己规定每日必做的功课中就有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卵之镇。”但真正做下来却苦不堪言。因为静坐并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要反思自己的言行，从内心深处反省自己，当然十分劳累，而且异常痛苦。曾国藩对此极不适应，每次静坐不久就昏然睡去，急得他在日记中痛责道:“因心浮故，静坐而已昏睡，何不自振作也!”他本来身体就很弱，加上这一番折腾，不久就得了失眠之症，整天无精打采。勉强支持了20多天，突发吐血之症，从此身体更弱。

但曾国藩仍坚持了下来，不过“静坐”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他把道家的“虚静”和佛家的“入定”粘合到“静坐”中去。这样，“静坐”与倭仁的静思己过已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了。从此以后，曾国藩依旧坚持静坐，每当心思烦乱之际、疾病加身之时，坚持静坐，则可调和血气，缓和情绪。后来，曾国藩又补读了《老子》和《庄子》二书，深受道家虚静无为思想影响，“静坐”便由修身之法转变为养生之术了。

“静坐”养生是有科学依据的。据现代科学研究，“静坐”时人的呼吸由每分钟16次降为4至6次，新陈代谢放慢，氧气消耗量减少20％，心跳减速一半，血压降低20％。脑波周率由每秒13周降至8周。因此，“静坐”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式，有利于调整人的情绪和机能，养精蓄锐，恢复和增强自身的抗病能力。

曾国藩深受“静坐”之益后，便将之视为养生金方。他一生遵守家法，不信医，不吃药，更不愿吃补药。即使生病，也多靠自身调解得法。他认为，静坐一次，就等于吃一剂汤药。

曾国藩认为静坐可以治肝病、眼病、气喘病，他还向亲友推荐传授静坐之法，直到去世前不久，仍坚持静坐。

2．顺其自然，修养身心

曾国藩身处乱世，且权高位重，社会动**不安，伴君亦如伴虎，处境可谓艰险，身处其中，怎样保持一颗平静、安泰之心，这就需要有极高的心性修养。曾国藩在往来书函中，曾多次提到修身养性，曾国藩崇尚“裕”，认为“裕无咎”，即只要达到了“裕”，便不会犯错，并经常反省并痛责自己“天性褊激，痛自劾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并以此望吾弟亦从‘裕’字上打迭此心，安安稳稳。”

或许是高处不胜寒的缘故，大凡身处高位，思虑天下之人，寿命多数不会很长。从公元前2l世纪的夏王朝到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为止，历经4000余年，约有67个王朝，446位皇帝，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42岁，刘备、曹操，只活了60多岁，而诸葛亮，只活了54岁，便“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曾国藩体质本来就弱，这可能与其家族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其祖父曾玉屏活了75岁，比较高寿，父亲曾麟书活了67岁，几位弟弟，国华于36岁时死于三河镇兵败，国葆死于35岁，国荃、国潢均活了66岁；而曾国藩活了62岁。显然，操劳过度是短寿的直接原因。虽然曾国藩从30岁起就开始保养身体，但是带兵打仗，殚精竭虑，“心已用烂，胆已惊碎”，时日一多，便心血积亏，最终因此而死。但如果不是他时刻留心保养自己，恐怕在宦海风波、用兵操劳中，早已作故了。

曾国藩祟尚养生，是有渊源的。他自幼聪颖好学，热衷科名，16岁中秀才，24岁中举，28岁中进士，读书科考之路极为平坦。他虽然饱尝了“十载寒窗无人问”的艰辛与孤寂，但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在领军打仗之前，只有10年寒窗较为单纯，10年京官较为清闲，只是常常感到“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可是当时由于心高气旺，忽略了身体的文弱会对他的事业会带来什么影响。

据现在看来，当时大概是因为体质过弱，用脑过度，已经患上了神经衰弱症。这一症状，由于他以后承担的事务愈来愈烦剧，最终成了困扰他一生的痼疾，工作之时，每每感到力不从心，以至“仅写八幅，便觉困倦，精神不养，则不袼也。”他也因此认识到了保健身体的重要性。他在致弟函中说：“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对于工作，只有“精神要常令有作，于事则气充而心不散漫。”在他晚年，也因身体不好，感到实在“有玷此官”，多次请旨告老还乡。

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曾国藩曾大病一场，据其年谱载，他“病热危剧，几不救。”多亏同他一起住的好友欧阳兆雄的精心照顾，加上另一个好友吴廷栋认真的诊疗，到了八月份，病情暂缓，九月份才大愈。病愈后，他在给友人的诗中有“艰苦新尝识保身”之句。此后，逐渐形成了他的养生观。

对待疾病，曾国藩崇尚以“不药”为药，曾国藩自小深受祖父曾玉屏“不信医”训诫的影响，因此极为反对身体一旦稍有不适，就动辄用药治疗。他在给李续宜的信中说：“每念阁下质地学识，无不可成之勋业，无不可至之古人，惟间或失之稍隘。窃谓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

曾国藩主张思想清静，抛却私欲，不忮不求，这里主要是道家的养生思想，注重“静”、“节怒”、“无为”，也有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曾国藩一生饱读诗书，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大，晚年他还曾研读过庄子所著的“养生主”，对其中专论养生之道有着深刻的理解，认为养生要像庄子借“庖丁解牛”所比喻的那样，“依乎天理”、“顺其自然”。深受影响，晚年的曾国藩政治思想都崇尚无为，他的养生观也崇尚无为，注重自然调养，希望通过精神修炼达到养生的目的。

在曾国藩看来，“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因此，他十分郑重地向儿子指出：“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因此，将欲造福，先去忮心，忮不去，则‘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不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曾国藩一生追求功名，却又以内心要淡然处之而自勉。

曾国藩抛却私欲，为世人所称道。他追求功名，却不贪恋功名，善于推美让功，所以才能够一直持盈保泰。他认为“一人独成其功，不如与人共享其名之善也。”晚年还希望告老还乡，降低官职。他心胸宽广，不嫉妒贤能，并且在遗嘱中也要求儿子把“不忮不求”作为自身修养的主要内容，痛下工夫，做到心地干净。

曾国藩的两个儿子纪泽、纪鸿，体质也都很虚弱。纪泽两岁时，被曾国藩接进京，生活虽好，体质却弱，常常患病，神倦目眩，即使正值青壮时期也是如此，51岁就死了。曾纪鸿身体也极为虚弱，33岁就病逝了。平常曾国藩在教导他们读书做人时，也常讲些养生之理，他在寄给儿子的信中说：“尔虽体弱多病，然只宜清净调养，不可妄施攻冶。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生之法。尔熟于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味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养生自然还要节怒，他让纪泽以少恼怒为本，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养得一段生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气量、胸怀是一个人能否担当大任的内在品格。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能否做到自律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最为重要的性格因素之一。

纵观历史，古往今来，许多成功之士，大都具有自律的恒心与毅力。在激烈的竞争中，真正靠得住的只有优势和实力，而克己修身却是使个体扩大优势、提高实力的有效途径。老子说：“自知者明”、“自胜者强”，这是极为精辟的哲人之言。因为有了自知之明，才能在德才两方面力求上进；有了自制自胜之力，才能克服各种**与邪念，致力于德才的进修，运动员在运动场上争的是一时之短长，但究竟谁短谁长，实际上完全取决于长年累月的“克己修身”，即通过无比刻苦的训练，养成坚强的意志、良好的作风和高超的技术。此外，个性的健康发展和竞争成功，都离不开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克己修身，就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这一点，才能做到“得道多助”，否则“失道寡助”，这两句话在现实生活中被许多人誉为黄金法则，或者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曾国藩深明此理，他非常重视“修身之道以律己，以身垂范而教人”，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他年轻时爱抽烟，常常捧着一水烟壶，32岁时，他自觉抽烟于身体有害，不利于养生，便痛下决心进行戒烟，但戒而复吸，前后折腾了三次，非常难熬。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戒烟以来，感到精神空虚，六神无主，想不到戒烟这么难!看来不挟破釜沉舟之势，就不能成功！”

曾国藩给自己订立了修课原则。为此，他一生中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所作所为，反思一遍，如实记录，每日如此，持之以恒，实在难能可贵，教诫子弟，而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则收效甚微。曾国藩一生最感人之处，便是说得到，做得到。因此，在教育子弟时，说话也相当有分量。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才德的好坏，取决于本身的学问和操守的好坏，因此，他非常看重自身的修养，从而成为众人的表率。

综观曾国藩的一生，为人清正，廉洁自律，堪为世人表率，这都使他心胸坦**，问心无愧。正因如此，他才在官场排挤中，满汉斗争中，困窘潦倒之时，能够走出险滩，终至功成名就，遗芳后世。

3．早起是养生的好方法

曾国藩恪守曾氏家风，也正如《朱子治家格言》里所说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在湘军中也是如此。要整顿湘军时，也以早起为重要要求。他在军中，每天凌晨即起，然后召集幕僚将领，一同吃饭。许多人没有早起习惯，颇以为苦。李鸿章初到曾国藩幕下，因为晚起而受曾国藩责备，实则不愿早起的并非只有他一人。据曾国藩之友欧阳兆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