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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谋攻篇（第3页）

郭子仪事先做了安排，在他出军营后，让人连声高喊：“郭令公来了，郭令公来了!”回纥兵闻者丧胆，情不自禁地都放下了武器。回纥兵的统帅药葛罗立即拿起弓箭，准备应战。郭子仪来到回纥军营门前，不慌不忙地翻身下马，摘掉头盔，脱去铁甲，放下刀枪，勇敢沉着地向回纥营中走去。回纥兵都很吃惊，大眼瞪小眼，不约而同地说：“果真是郭令公呀!”药葛罗也放下弓箭，赶忙走过来迎接郭子仪。郭子仪握着药葛罗的手，非常严肃地说：“你们回纥替唐朝立过大功，唐朝万分感激，为什么违背盟约，向唐朝进攻，你们丢掉过去的功劳，帮助叛臣仆固怀恩作乱，同唐朝结怨仇，是不明智的选择啊!仆固怀恩叛唐弃母，被人唾骂，像他这样寡廉鲜耻的人，能为你们带来什么好处呢?今天我独自一人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如果你们真心同唐朝和好，应该马上撤兵。不然，我将传令三军，一气杀来，管叫你们片甲不留。如果你们现在敢把我杀死，唐军一定不会答应。”郭子仪的一番话，吓得药葛罗惊慌失措，连连说：“我们受了仆固怀恩的欺骗，他说皇帝已死，说你早已在阵前丧命，朝内一片混乱，没有主人，因此我们才敢跟仆固怀恩来进犯。现在我们知道皇帝仍然坐镇京城，又亲眼看到你，我们怎么还敢和唐军对抗呢，我们马上就撤军!”

看到事情成功，郭子仪心里十分高兴。为了粉碎回纥与吐蕃的联盟，他抓紧机会，又劝药葛罗说：“吐蕃王不讲道义，反复无常，趁着唐朝内乱，便抢占土地，烧毁城市，破坏乡村，还掠去大批财物。假如你们肯帮助我们打退吐蕃，继续保持同唐朝的友好关系，唐朝就把吐蕃抢去的东西，全部送给你们，你们不要失去这个好机会啊！”药葛罗听了又感激、又惭愧地说：“令公的话，开导了我，我愿帮助唐军打退吐蕃兵，以便立功赎罪。不过，请你不要把仆固怀恩的儿子杀掉，因为他是我们王后的兄弟，杀了他，我们王后会很伤心的。”郭子仪答应了他的请求。

先前一直在旁边观望的回纥兵，这时稍稍转向前来，郭子仪的随从人员怕他们伤害郭子仪，也紧紧跟上几步，加强戒备。郭子仪却毫不惊慌，挥手叫部下退回。药葛罗一面喝退士兵，一面叫人摆出酒席，同郭子仪同饮共欢。药葛罗要试一下郭子仪是否有诚意，请他举起酒杯发誓，郭子仪面对众多将士说：“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谁若违背誓言，就叫他死在阵前!”药葛罗也照样发了誓。双方互相立了盟约后，郭子仪就领着几个部下，胜利地回到了唐营中。

不费一枪一卒，郭子仪就这样又平定了一场叛乱，并且还为唐朝争取到了一个盟友。

带有战争背景的外交，或是和平时期的外交，其目的之一都是争取同盟者。同盟关系也不尽相同，有坚定的，有不太坚定的。坚定的同盟者，是比较容易**的，问题是不太坚定的那一部分，尤其是中间力量。如果工作做得好，中间力量就会倾向于自己一方，如果工作做得不好，中间力量就有可能被对方拉过去。分析形势，抓住时机，以便趋利避害，这是兵家伐交智慧的重要内容。趋利是人们的向往，避害是人们的愿望。趋利与避害不可分离。

对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来说，“伐交”往往也能获得巨大的积极效果。在一定的条件下，“伐交”的成败甚至可能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高层次管理者的主要任务、主要精力在许多时候都应集中到“伐交”上。

在近代企业史中，亿万富翁阿曼·哈默就是靠广泛交际获得信息；果断决策取得成功，成为苏联国土上第一个合法的外国资本家。哈默后任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哈默富于冒险精神，十月革命后不久便进入苏联。眼见苏联因闹饥荒，不计其数的儿童和成人挨饿受冻痛苦不堪；同时，苏联辽阔的土地上又有数不清的皮毛、白金、绿宝石等珍贵物产。他想到此时美国小麦大丰收，价格大幅度下跌。于是他以中间桥梁自居，频繁往来于美苏之间，拿苏联的皮毛、白金、绿宝石与美国的小麦交换，并促进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橡胶公司、艾利斯一查尔斯机械设备公司与苏联合作贸易，从而使他获得极高声誉和堆积如山的卢布。与此同时，他又发现苏联商店铅笔价格高出美国十倍，并了解到“扫盲”是苏联国策，需要铅笔量大，因此，决定在苏联办铅笔厂。1926年产量高达1亿支，成为世界最大的铅笔厂之一，不仅满足了苏联的市场需要，而且还出口英国、土耳其、中国、伊朗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伐交”给哈默提供信息，信息又给哈默带来利润，终于使哈默成为世界知名的商界巨头、铅笔大王、亿万富翁。

伐交，也即外交，它在现当代各国、各企业的历史发展中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时候，外交成功，就可以变危机为有利时机，变被动为主动，以至于扭转局势，并取得最终的胜利，或达到最终的目的。

4．量敌用兵，灵活指挥

量敌用兵，是指军事指挥员在谋划作战时，要根据敌人的各方面情况，合理的确定和使用自己的兵力和战法。它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阐明了这样一条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凡“用兵”必须先“量敌”。

原文：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孙子兵法·谋攻篇》

译文：

因此，用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我军有十倍于敌的兵力时，就四面围困敌人；我军有五倍于敌的兵力时，就采取攻势作战；我军有两倍于敌的兵力时，就设法分散敌人，以求吃掉敌之一部或大部，进而各个击破敌人；我军与敌人兵力相当时，就出奇设伏，果断地战胜敌人；我军兵力比敌人在数量上少时，就要躲避、摆脱敌人，实行退却，坚壁固守；我军兵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敌人时，就应主动守而不战，坚决避免决战，等待在有利的地形、有利的时机再寻敌作战。所以，应注意的是不要用对付弱小敌人的办法去对付强大的敌人：在小敌面前是强者，而以同样的兵力对付大敌就将被敌人所打败擒获。

解读：

孙武在兵力的部署使用上，有独特的见解。他在本篇中认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这是孙武关于审己察敌，量力用兵，分合为变的胜敌原则，反映了集中兵力确保必胜的作战指导思想。

在战场上，一支精锐的部队在平庸的司令官的指挥下，难以创造奇迹；而一支并非精良的军队，在一位精明统帅的指挥之下，却能创造奇迹；如果将帅才能超人，而军队精良，则一定能创造出更大的奇迹。因此，“分合为变”的关键在于指挥员要审时度势，把握战场全局，决定分合。

战争史证明，指挥官在战场上的英明决策，积极的行动和大无畏的精神，无疑是胜利的保障，特别是在交战双方条件十分相似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战争中，所有的参与者特别是将帅必须面对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决定“分合“对策。敌我双方都以各自的目标追逐胜利，而胜利只属于一方。在双方实力相当时，谋策优良者取得胜利是无疑的；在敌强我弱时，只能以最优谋策，退避一时，保存实力，以求完成我方的战略目标；在敌弱我强时，虽说可以“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但是战场上风云莫测，过高地估价我方的力量，过低地估价敌方的力量，也是可怕而危险的，所以仍需谨慎谋策。

孙武的“分合为变”战术思想为历代将帅所推崇。后人继承总结孙武的“分合为变”思想，多加以发挥广大。在“三十六计”中，以“李代桃僵”一计概括之，并注文：“势必有损，损阴以益阳。”即是指在敌优我劣或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将帅在兵力部署上要善于变化，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也就是说，“分合为变”的中心思想应当是，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趋利避害，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反对教条式的死搬兵书。

爆发于公元1641年春至1642年秋的李自成进军中原之战，是农民起义军成熟与壮大的标志。这次战役，为李自成后来进攻北京，灭亡明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战的胜利，表明了经过十几年的军事斗争，李自成不但拥有了雄厚的军事实力，同时也学会了量敌用兵，灵活指挥的能力。

明朝末年，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及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使广大农民处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中。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二月，爆发了陕西农民大起义。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陕西农民起义军由于内部不团结，缺乏作战经验，在明廷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策略下，起义军纷纷投降，起义一度陷入低谷。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五月，李白成东山再起，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春，攻占了河南洛阳，陕西农民起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面对李白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日益壮大，明廷急忙调兵遣将进行围剿。于是，李白成率军与明廷官军在中原地区展开了五次大战。

项城之战。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二月起，李白成率兵转战豫西、豫南地区。七月，与罗汝才在邓州（今河南邓县）合兵，势力更加强大。明廷得知情况，令原兵部尚书傅宗龙率陕西军专门进攻李自成。九月初四，傅宗龙率总兵贺人龙、李国奇所部陕西军2万人，保定总督杨文岳率虎大威所部保定军2万人，在新蔡（今河南新蔡）会合，准备渡洪河北上。李白成得知情况后，命令起义军主力在孟家庄（今河南平舆东北）附近的树林中设伏，一部兵力在洪河上游架桥佯渡诱敌。九月初六，明军侦探到起义军正在渡河，急令军队火速向西击敌。中午时分，明军到达孟家庄，人马休整，埋锅做饭。这时，设伏的起义军突然发起攻击，明军顿时大乱。总兵贺人龙、虎大威怯战率部仓皇逃跑，李国奇寡不敌众战败退守沈丘（今河南沈丘东南）。军情传来，傅宗龙及杨文岳急忙将兵会合于火烧店（今河南项城南），共同抵抗起义军。当夜，杨文岳军大部怯战，挟持杨文岳逃至项城，后又龟缩到陈州（今河南淮阳）不出。傅宗龙只得一面孤军抵抗起义军进攻，一面派人命贺人龙及李国奇增援，贺、李托辞不理。十八日夜，傅宗龙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率兵突围时，被起义军俘获斩首。

襄城之战。项城之战后，李自成率起义军继续转战河南。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正月十五日，起义军将增援开封的左良玉军包围在郾城之中。明廷令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傅宗龙死后被提升为总督）前去解围。二月，汪乔年率拼凑的3万人马，任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为总兵，采用“围魏救赵”之计，进攻起义军后方基地襄城来解郾城之围。二月十二日，汪乔年亲率骑兵2万人攻占襄城得手。令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各率一路兵马，防守在城东40公里处，准备袭击回救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此计果然奏效。李白成得知襄城落人敌手后，认为郾城一时难以攻下，汪乔年立足未稳，为消除腹背受敌的威胁，遂亲率数十万主力回救襄城。正当汪乔年打着如意算盘之时，谁知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军面对李白成农民起义军的进攻，闻风丧胆，不战而逃。汪乔年只得退守在襄城中，拼命抵抗。二月十七日，起义军攻人城中，俘杀了汪乔年及部下将领。

郏县之战。朱仙镇大捷后，五月二十五日，起义军继续围困开封。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九月，开封被围达3个多月，城内饥荒盛行，百姓饿死众多。明廷为解开封之围，从开封城西北的朱家寨掘开黄河，企图水淹起义军。李白成发觉后，将部队安全转移到高地。恰逢连降暴雨，黄河骤涨，越过堤坝，开封城一片汪洋。开封被淹后，李自成率起义军也随之西去，准备夺取关中。六月，明廷令陕西总督孙传庭出关，继续围剿起义军。九月底，孙传庭到达潼关，得知开封被淹，转兵向南阳方向进发。十月初，进至郏县，得知李自成率起义军正在西进，便设下埋伏，并以部分兵力佯败，引诱起义军上当。李自成不知是计，误入孙传庭设下的埋伏圈，损失千余人。李白成及时下令撤出战斗，向东退出，并故意沿途遗弃衣甲财物，明军争利，阵势大乱。李自成乘机反击，罗汝才也率后续部队赶到，夹击明军，歼敌数千人，孙传庭率残兵逃回陕西。

汝宁之战。郏县之战后，李白成权衡利弊，决定进攻汝宁。得知起义军南下的消息后，在项城和朱仙镇两次败于李自成的汝宁守将杨文岳不敢大意，亲自部署防御。他以监军佥事孔贞会率领的川军防御城东，杨文岳率保定兵防御城西，企图东西呼应，背城死战。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闰十一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军进抵汝宁，根据杨文岳防御部署，李白成采取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的战法，首先攻打城东孔贞会。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起义军大败川军后，全力进攻城西。进攻城西时，李自成施放大炮，痛击杨文岳部。杨文岳部损失惨重，被迫退守城中，负隅顽抗。十四日，起义军开始攻城，数百架云梯架从四面八方架上城墙，起义军英勇顽强，冒着守城明军射下的石块和箭矢，一鼓作气攻进了汝宁县城，活捉了杨文岳及部下将领。杨文岳拒不投降，后被起义军处死。

5．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人才是社会宝贵的财富，有了人才，就有技术，就有产品，就有市场。但人才之中最可贵的将帅之才，他们是精英人才、战略人才，也就是我所说的强人。

原文：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孙子兵法·谋攻篇》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