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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太爱面子（第1页）

别太爱面子

对自己估量不高的人，在做事情时就会更加投入，做事更仔细，想到的问题也就更多；想到的问题越多，也就是说对事物的了解就越多。一个人知道自己不够聪明，做起事来往往特别认真负责，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聪明，只有踏踏实实做事情才有可能不出纰漏。这种时时刻刻小心谨慎的工作作风，可能使得他的工作业绩比绝大多数的聪明人要好得多。

有些人自作聪明思考问题时，由于有先人为主的偏见，总以为没有自己想不到的事。这样既容易形成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意见的固执性格，又容易使自己的思考流于表面，结果不能深入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知道自己不够聪明的人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去苛求自己到底”傻”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不会有任何意义，也无助于你决策行为。

“把自己想象得更傻一些”反而是最佳的思考方法。因为越是这样，你就越有可能绕过人类思维的”盲点”，通过细心而踏实的工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为什么俗话说”傻人有傻福”?并不是有冥冥中的”天意”在弥补造物时的不公平，让他们在看似没有付出多大的努力就获得了成功，他们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不然，为什么在成功者的阵营中既有傻人又有聪明人呢?

当然，在失败者的队伍中，这两类人同样比肩接踵。造物主是公平的，他并不用一台同样的称来量人，他给予所有人相同的成功机会和潜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命运完全是因为利用这些机会和潜质的差异。

聪明不是说出来的，灵巧的嘴巴不会带来轻易的成功，嘴上的工夫永远永远不如事实本身更具有说服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有足够的自知之明。人人都看自己比所有的人聪明，没有人会甘心情愿承认自己不行。把自己想象得更傻一些，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靠这一法宝起家的人，在成名后也不敢自揭伤疤，反而要戴一个绝顶聪明的面具。

在社会的舆论压制下，随波逐流的处世之道也许适用于那些聪明人，但由于先天不足，这种方式并不适合你。凡事多往坏处想想才是使你有出人头地的可能，相对而言，傻并不足以害怕，聪明反倒容易误事。也许有一天，社会舆论对于聪明与傻的评价会颠倒过来，人们崇拜的对象也会随之改变。

美国第九届总统威廉·享利·哈里逊出生在一个小镇上，他小时侯就是看似笨拙实际大智若愚的孩子。小时候，他很文静又怕羞。因为他性格与其他男孩不同，人们把他看成傻瓜、缺心眼儿，镇上很多人常常喜欢捉弄他。人们常把一枚5分的硬币和一枚1角的硬币扔在他面前，让他任意捡一个。小威廉总是捡那枚5分的硬币，于是引来围观的人一阵阵嘲笑，接着会有其他人也都玩着类似的把戏，从中取乐。

一天，一位妇人看到他这副可怜相对他说：“傻孩子，你为什么不去捡1角的？难道你不知道1角要比5分值钱吗？”

“我当然知道。”威廉慢条斯理地说，“不过，如果我拿那那枚1角的，恐怕他们就再也没有兴趣扔钱给我了。”

“你哪里是个傻孩子，你真是个精明无比的孩子！”妇人惊奇地像发现了一件宝贝似的叫道。

小威廉精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于他似乎呆傻的行动，引起人们的好奇，这样他们就会继续扔钱，他也就有钱可拣了。喜乐心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喜乐的程度往往视愿望的大小和满足的程度而不同。高尚的人和庸俗的人，对喜乐的追求和保持，明显地有高尚纯洁和低级庸俗之分。小威廉精明地利用了人们的喜乐心理，表现得呆笨愚钝，却获得了人们始料不及的财富。”面子”是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最不可或缺的人情媒介，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爱面子”。在一项最新调查中，有83。33%的被调查者认为面子在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中很重要。

从”给面子”、”留面子”、到”打狗还看主人面”、”不看僧面看佛面”，有关面子的种种说法在人们的言语对话里更是随处可见。”面子”似乎成为中国作为人情社会的典型标志。但也有句话叫做”死要面子活受罪”，另一方面，”面子”似乎又是国人过分强调个人尊严的恶果，导致人际交往常常牺牲原则而使社会凭空具有了一种”虚伪”。

那么，”面子”到底是什么？除去具体的生理意义，它是一种荣辱观念的具体反映，还是暗含了某种社会行为潜规则？中国人为何对”面子”如此看重？

通常我们会将一个人爱面子理解为其人自尊心强，而当这种自尊心超过一定限度，我们又会将其理解为一种虚荣心。其实，这些仅仅是浅层的表现而已。我们也许可以换个角度。

最近，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黄光国先生《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一书在内地出版，他的研究为我们揭示面子背后深层文化内涵打开了一扇天窗。黄光国教授认为：个人的面子是其社会地位或声望的函数。而这种地位和声望可能来自个人的性别，家世，祖籍，个人努力，也可以得自非个人因素的地位，诸如财富，权威或社会关系等等。

在重视人情的中国社会里，人们看重面子是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评价。

同西方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不同，中国传统社会里非常重视人情。黄光国先生认为，“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给对方的一种资源。”“中国社会里，别人有喜事，我送礼物，别人有急难，我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这便被认为是‘做人情'给对方。对方接受了我的礼物，便是欠了我的人情。在‘受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的社会里，对方如果受了别人的恩惠，欠了别人的人情，也应当时时想办法回报。这就构成了人情法则。”

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要面对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生存，人情法则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也并不相同。对于自己的直系亲属，帮助往往出自真诚，根本不以求回报作为“做人情”的第一目的。然而绝大多数的情形之下，一个人面对同学，单位同事，社会朋友等诸多层面的社会关系，这时其”做人情”的出发点就不会像对亲属那样单纯。

可以说要面子深入到国人潜意识中，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了一种“面子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自我表扬的彰显意识、程式化的自夸方式、不计成本的投入气派和迫不及待的行事节奏。按这种面子文化做事，就好像演戏时，一切只为赢得个碰头彩，而不管后头是不是喝倒彩。因为碰头彩有了，就可急急拿去表功，面子是有了。至于后面是不是因演得太差而收不了场，甚至是不是演砸了或坍了台，那就不管了。要降低道德附加于人的“面子文化”，必须首先剥离“面子文化”对人的束缚。

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兄弟两人）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观。为了认识天理，二程宣扬禁欲主义，当有人问程颐，有孤独的寡妇，家境贫困，无依无靠，可以再嫁吗?他回答说：“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程颐看来，只许寡妇饿死，不得违反封建主义的天理。这句话暴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同时也看出中国古代就已经很好面子，而且中国人很好地保持了优良作风。大学士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影响最深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就是理。朱熹极力赞扬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的反动说教，正是因为这是明天理，灭人欲最具体的说明。

人们终于找到了面子文化的病根。

于是，中国流行过一阵子厚黑学。其实真正厚黑的人是不需要学习厚黑学的，而文人、道德感太强的人想学厚黑，还得给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借助一门学问。既然厚黑也成了学，面子上也就说得过去了。实际上，给厚黑者戴上一个堂皇的面具，仍不能叫厚黑，真正的厚黑是不需要面具、不需要包装的。

人们做很多事不能一步到位，就是因为好面子，把自己看得太高，自作聪明，却聪明反被聪明误，不及多付出努力的笨人。不过这个时代，还是有人不要面子，大作家王朔一身傲气，“我是流氓我怕谁”，“自认流氓”。这种自嘲把自己亮了出来，没有自欺欺人，这不是一种堕落，而是一次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