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过身,看着屋里的人。
“十月底,我的一个哥萨克百人队被堵在坎斯克东边。
一百三十七个人,活下来四十三个。
活下来的,有一半冻掉了脚趾头。
他们跟我说,将军,我们不是打不过,我们是跑不过。
他们坐火车,我们骑马。
他们穿棉衣,我们裹着毯子。
他们一天吃三顿热饭,我们三天吃一顿冷干粮。
怎么打?
十一月,赤塔那边统计过一次。
我们还有多少人?五万不到。
但这里面,有多少能打的?
卡普佩尔的队伍,还能撑一撑。
我的哥萨克,也还能冲一冲。
可其他人呢?
那些从鄂木斯克一路跑过来的,那些在托博尔斯克被打散的,那些从伊尔库茨克逃出来的,还有多少战斗力?”
他摇了摇头。
“没有。他们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一块暖和的地方,吃一顿饱饭,睡一觉,不要再听到枪声。”
他靠在沙发里,目光扫过每一个人。
“你们谁见过被红军抓住的白卫军官是什么下场?我见过。
一九一九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们抓住了我们的一个团长。
那团长跟我认识,一起打过德国人。
红军把他吊在广场上,吊了三天。
第一天,他还能喊口号。
第二天,喊不出来了。
第三天,乌鸦把他眼睛啄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不想那样死。也不想让我的哥萨克那样死。”
“昨天上午,我们在飞艇上,看到了山西人的演习。一千辆坦克,两千辆装甲车,五百门自行火炮。六个小时,全歼十个师团。这些东西,你们都看到了。”
没有人说话。
谢苗诺夫继续说:“我谢苗诺夫打了二十年仗,从日俄战争打到今天,见过德国人的军队,见过日本人的军队,见过红军,也见过我们自己的人。
但那样的军队,我没见过,让他们与红军对抗是绝不会输的。
所以我的态度很简单:这东西,必须接。
不接,我们就是死路一条。红军用不了一年,就能打到赤塔,打到海参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