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的日本兵被人扶着走下火车。
他的左手缠着绷带,绷带已经被血和脓浸透,变成黑褐色。
他的右腿拖着走,每一步都艰难。
走到站台上时,他忽然弯下腰,剧烈地呕吐起来。
吐出来的不是食物,是黄绿色的胆汁。
旁边的工作人员想扶他,他摆摆手,继续吐,吐到整个人瘫软下去,被人架到旁边坐下。
另一个士兵被两个人架着,他的双脚用破布包着,但布已经和肉冻在一起,走一步,就留下一摊黄水。
那是冻伤后溃烂流出的脓液。
他咬着牙,一声不吭,但脸上的肌肉在抽搐,豆大的汗珠往下滚。
担架上的呻吟声此起彼伏,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像野兽的嚎叫,有的像婴儿的呜咽。
空气里弥漫着腐烂的气味,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捂住鼻子,但很快又放下,继续工作。
站台一侧,临时搭起的医疗棚里,医生们正在紧急处理最危重的伤员。
一个中国医生蹲在担架旁,查看一个士兵的腿。那腿肿得比正常粗一倍,皮肤发黑发紫,用手一按,按下去的地方留下一个坑,久久弹不回来。
“坏疽。”医生抬起头,对旁边的人说,“得截。马上送手术车。”
那士兵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听懂。他只是呆呆地看着医生,嘴唇动了动,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
医生俯下身去听。
那士兵说的是日语。医生听不懂。但旁边的翻译听懂了。
翻译沉默了两秒,低声说:“他说,谢谢。”
站台上,几个日本军官站在那里,脸色铁青。他们是来接人的,数着那些从西伯利亚撤回来的同胞。但他们的眼神越来越黯淡,嘴唇抿得越来越紧。
因为担架太多,说明前线的情况不容乐观。
旁边另一条铁轨上,一节节敞篷平板车停在那里。
上面堆着的东西用油布盖着,是成箱成箱的武器与弹药。
一个日本军官走过去,掀开油布一角,看了一眼。然后他放下油布,转身离开,一句话也没说。
这些武器,不会再属于他们了。
这是条件。
人与武器分开。
伤员进医疗点,轻伤进临时安置区,正常人员安排进临时军营修整。
上车前所有人的必须武器上缴,一发子弹,都不能带。
站台上,一个负责接收武器的中国军官拿着文件夹,正在和日方后勤官核对。他每勾一笔,就问一句:“这批是什么?步枪?多少支?对一下。”
日方后勤官低着头,一五一十地报数,声音越来越小。
报完了,他抬起头,看着那些被抬走的伤员,看着那些空荡荡的担架,忽然问了一句。
“他们会得到治疗吗?”
中国军官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日方后勤官沉默了几秒,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站台上,伤员还在陆续下车。担架一具接一具,被抬向医疗棚,抬向临时安置区,抬向那个他们从未想过会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