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小说

1977年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实况（第2页）

一是江青和林彪是全国武斗的联手制造者。

林彪散布谬论:“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活该，坏人打好人是锻炼，坏人打坏人是以毒攻毒。”江青就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工作人员说，你们二人配合得不错，你们是搅动派性，煽动武斗的罪魁祸首。你们合起伙来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

江青听了以后说:“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错误，我负责!但我不是对抗主席的指示。”

二是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问题。

我说，1967年1月10日，林彪和你（江青）伙同王力、关锋等人炮制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揪军内一小撮”。你们炮制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66年下旬，你在一次会议上叫喊:“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跟着，就指使王力、关锋起草文件，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你看后让“赶紧送林副主席审批”。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这个反动口号一出笼，就立刻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不但不作自我批评，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卸责任。王、关被揪出来以后，你说是王、关搞的;戚本禹出了问题，你说是王、关、戚搞的;陈伯达出了问题，你说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搞的;林彪的阴谋败露后，你又说，是林彪、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搞的。总而言之，你诡辩来诡辩去无非想说明此事与你江青无关……1973年1月，中央专案组将“揪军内一小撮”炮制经过的原始材料清查出以后，你在大会堂福建厅看了那份材料，恼羞成怒，对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好大的胆子，搞专案搞到我的头上来了!”你对我说:“小杨，你给我作证。”我因为没有看到什么材料，不知道你叫我作什么证，所以我没有吭声。你回到钓鱼台以后，仍然对我说:“专案组的路线不对头，他们竟然搞到我头上来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与我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那份材料是怎么来的，真是岂有此理。”你是叫我作伪证呀，我没有上你的当。

江青听了以后说:“我至今仍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人陷害我。”

三是看看江青和林彪之间的电话联系，便知他们之间是何关系。

自1969年至1971年9月，林彪倒台之前的两年零9个月时间内，江、林之间的电话达470多次，平均每隔两天多一点就要通一次电话，表达互相关心、互相问候、互相祝愿、保重身体之意。

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妄图“和平夺权”的阴谋被挫败已经过去8个月了，他们正在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毛主席也批评了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等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和林彪、叶群通了一些什么电话呢?1971年4月29日，叶群打电话给江青，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5月2日，江青在电话里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5月14日，叶群又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叫我约黄永胜、吴法宪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谈谈心……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在会上给你们说了很多好话。”9月8日，叶群从北戴河打电话给江青，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叶群并派林办的工作人员给江青送来了4个大西瓜。江青立即叫我替她回电话:“谢谢林副主席的关心，也请林副主席放心。”而正是在这一天，林彪下达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9月12日，林彪叛逃前几个小时，江青带上林彪送的4个大西瓜到颐和园，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

江青听了以后，自言自语地说:“我叫你们保存这些电话记录，是想证明我和林彪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瓜葛，怕被林彪和叶群利用，结果叫你们利用了。林彪一直是对我进行迫害的，我是一直跟林彪进行斗争的呀。”

第五，反对和陷害周总理

974年1月24、25日，江青擅自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又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等人以党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出现，置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

此次大会之前的10多天时间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在钓鱼台江青居住的十号楼秘密开会，研究24、25日的会议内容、方法等问题。江青为了封锁消息，对工作人员作了“四个不准”和“三个要”的规定。“四个不准”:不准打电话，不准议论，不准外出，（除了到十号楼参加会的人外）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律不准进入。“三个要”:到机关食堂吃饭要两人以上;吃饭时，如果有人问什么事，回来要马上汇报;十号楼，不论黑夜白天都要锁上门。

一天，江青问秘书刘玉庭:“你知道王良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怎么死的吗?是自杀还是他杀?王良恩是一个坏人，他是总理的人呀。他好像是总理的私人秘书，王良恩能参加政治局会（列席）是总理同意的。”暗示王良恩的问题与总理有关。

江青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后说:“这个东西（指《纪要》），怎么没有总理的名字呀?怎么没有反对总理呀?林彪如果篡党夺权成功以后，可能还用总理，因为林彪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江青把总理和林彪画在了一条线上。

有一天，周总理刚刚做完手术，江青就想把总理从三O五医院赶走，说:“三O五医院那个地方舒服，我想去。”

1975年6月28日，江青写给毛泽东主席以及在京政治局委员的检查送到周总理那里，叫总理看，江青几次打电话催总理快点看。第一次打电话，总理休息。第二次打电话，总理正在治疗，江青就发脾气了，大声说:“他不看，就给我退回来。”总理那时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看东西非常困难，江青是在催命啊。

周总理逝世以后，江青不叫群众戴黑纱，她说:“共产党怎么还搞大出丧，这是孔老二那一套。”她在汽车里看到一个人戴黑纱，就恶狠狠地说:“这个人怎么还戴黑纱!”中央通知江青向总理的遗体告别，江青很不愿意去，说:“我前天已经告别了。”不得已，江青还是去了。在向总理遗体告别前，护士特意提醒她告别时要脱帽，但她故意不脱。全国人民看到她戴着帽子向总理遗体告别很气愤。

江青听后说:“我一直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不是故意不脱帽，我那天是感冒了，不敢脱帽。”

第六，迫害毛主席

1976年9月7日，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她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这时毛主席好不容易刚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给毛主席擦背，又活动四肢，擦爽身粉。医生主张让毛主席多休息，江青却不断地送一些一般情况的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9月8日，毛主席已处于垂危状态，江青一定要给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反对，并告诉她说:“翻身危险。”江青不听，硬是给主席翻了身，结果主席颜面青紫，血压升高。江青见情况不妙，扬长而去。

江青这个人聪明得很，她认为对身边工作人员态度不好并不是要害问题，所以揭发批判她迫害和虐待工作人员的罪行时，她可以静听，表现得很镇静，并私下表示可以向他们作检讨。当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罪行时，她认为这是要害问题、原则问题，立即表现出坐立不安的神态，暴跳如雷起来。她大声说:“你们这是借题发挥，夸大其词，企图以此将我置于死地，你们这样做是徒劳的。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对他的老婆下了毒手。现在是XXX叫你们来斗争我的吧?打倒XXX!我和主席结婚几十年，我知道主席的身体情况，他的身体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怀疑主席身边的人有问题，我对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难道我还会迫害我的丈夫吗?我既是主席的学生又是主席的战友，谁能相信我会迫害主席?”这时，与会的工作人员齐声喊口号:“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打倒害人精江青!打倒大野心家江青!”

这时，江青坐不住了，立即站起来，走到工作人员面前，用手指指到一位工作人员的鼻尖上，厉声厉色地质问:“你相信，你有什么根据?!”那位工作人员大声回敬:“因为你是一个野心家。野心家，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江青气急败坏，狠狠地推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把。青年人气盛，咽不下这口气，过去也想推她一把，主持会议的同志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这时，江青恼羞成怒，攥紧拳头打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拳。公安部干警过来就把江青用手铐铐了起来，她还不老实，双手乱打，打在一位工作人员的肩上。于是公安干警就把江青的双手铐在背后，她这才安静下来。汪东兴知道这个情况后，还严厉地批评了参加批判会的主持人，说:“事先不是给你们交代过要注意政策吗，要文斗，不要武斗嘛。不要在肢体上跟她发生冲突，再给同志们强调强调，以后不准再发生这样的问题。”

工作人员在批判江青有野心时说:“你得势、得意的时候，不只一次对我们说:‘我早就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将来要么被杀头，要么坐牢，要么被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就怕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会感到幸福的。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好好为我服务，你们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我受了损害，就是党受了损害。我吃了亏，就是党吃了亏。我好了，你们也有好处;我倒霉，你们也不会有好处。’”由于江青多次对我们工作人员说过这番话，所以她不会忘记，也无法抵赖。她听后没有站起来反驳，只是辩解说:“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意思，我没有野心。”

工作人员说:“你不但有野心，而且是一个大野心家，毛主席就批评你说:‘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江青说:“这是主席对我的爱护、提醒和批评帮助，你们不要曲解主席对我的批评和帮助。”

张春桥一言不发

1977年11月29日、30日上午，对张春桥进行了两次批判，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是对《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批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医治无效逝世。1月21、28日，毛泽东主席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中央1976年一号文件）: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3日，张春桥就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指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文件——作者按）。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张春桥认为，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会提议他任国务院总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有感》充分暴露了他对国务院总理人选决定的强烈不满。

批判人当场质问张春桥:“政治局开会议审议一号文件时，你参加了没有?”张春桥板着脸，皱着眉头，眯缝着眼睛不说话，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批判人又问:“你既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会后又表示极为不满，你这不是典型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一套、会后一套的两面派吗?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我们认为你拥护毛主席是假，反对毛主席是真!你不仅反对毛主席，你还反对党中央。”对于这样的尖锐质问，张春桥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二是批判他对周总理的治丧活动进行干扰破坏的问题

1976年1月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周总理的丧事安排。会议中治丧办公室提出:参加治丧委员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不论在京的或是外地的，都要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张春桥以不满的口气问:“那是不是在外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要来呀?”当治丧办公室提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群众吊唁活动，拟安排6万人参加，共5天时间时，张春桥又说:走资派还在走，不能影响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压缩。在讨论悼词的内容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对悼词中“周恩来同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重要评语，极力反对，不同意写进去。张春桥还别有用心地说:“最后那个部分（指悼词中号召向周总理学习的部分——作者按），笼统地、简单地说几句就行了，不要展开写。”在讨论由谁来致悼词时，江青、张春桥极力反对由邓小平致悼词，说:“现在全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王洪文说:“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说:“由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比我更合适。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一直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应该由他来致悼词。”政治局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江青、张春桥等人没有办法，只好作罢。会后，列席会议负责悼词起草工作的李鑫、周启才问汪东兴:“悼词中被删去的那句话怎么办?我们的意见还是加上，而且应该再展开，写得更具体实在些。”汪东兴对他们说:“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悼词由邓小平同志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你们可带着修改后的清样直接到小平同志家里去请示，并说明我们的意见，还是加上去为好。”李鑫、周启才带着修改好的清样直接到邓小平家中，报告并表达了他们的建议。邓小平看了一遍清样，毅然在稿子上亲手加上了那句重要评语，并在清样上写了“送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于1月14日下午圈阅同意，挫败了“四人帮”企图贬低周总理的阴谋。

三是揭批张春桥在发生“天安门事件”时的反动言论

1976年清明节，在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因此遭到诬陷。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处分。1977年11月，我们面对面批判“四人帮”时，虽然“天安门事件”还未正式平反，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就意味着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此时，对“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所犯的罪行，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

批判人对张春桥说:“在1976年4月5日凌晨，你站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对着天安门广场咬牙切齿地说:‘北京市连这点事都对付不了，用高压水龙头激嘛!’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说:‘那怎么行呢!’你张春桥说:‘资本主义国家对付群众闹事，不就是这样干的嘛……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你张春桥竟然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

批判人继续说:“你张春桥以上这些反革命言论的用意很清楚，企图利用这次‘事件’制造更大的事端，更加残酷地镇压对你们‘四人帮’强烈不满的人民群众;同时嫁祸于邓小平，促使党中央、毛主席对邓小平采取更加严厉的处分，达到一箭双雕的罪恶目的，你这一招多么阴险毒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