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她,没接着开玩笑。
她抱怨远在日本的母亲,抱怨那种火山喷发一样的关怀,抱怨甜食,抱怨电话,抱怨被当小孩养。
可在这长长一段描述里,她几乎没提另一个人。
那个给了她另一半亚洲血统的男人。
那个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又在她受伤时让她反思自己为什么不合群的父亲。
在安娜的叙事版图里,那个男人像一个黑洞。
我捕捉到了,但我不想问。
我不是在做心理咨询。这是成年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有些带血的痂,别人不主动抠,你就别瞎伸手。
我往后一仰,整个人瘫在床垫上。西裤布料和床垫面料蹭出细碎声响。
我闭上眼。
在这一刻没有摄像头,没有工作群,没有家里的高压锅,没有那些满载着愧疚、救赎、欲望和责任的烂账
感到一种久违的轻松。
像背了一路的湿棉被,终于被掀开了一角。
我面前的也不是那个让人防备的远藤安娜,不是那个把人当样本分析的女博士,不是冷眼旁观一切的怪物。
她现在叫小红。
丢了手机会烦躁,会啃指甲,会抱怨老妈,会在旧楼里用罐头杯泡好茶,会跟猪肉摊老板说给我留梅花肉,别拿差的糊弄我。
这里没有需要我反复做心理建设的妻子,没有需要我集中精神面对的女警,也没有需要我负责、拯救、安抚、惩戒的谁。
只有一杯烫手的红茶。
一个旧手机。
小红
还有楼下剁骨头的声音。
咯噔。
我睁开眼。
安娜把玻璃杯搁在地板上。杯底和地砖碰撞,那点声音不大,却像剪刀,咔嚓一下,把屋里那种散漫、漂浮、让人忘事的空气剪断了。
一条腿依然曲着,手指随意拨着旗袍上的一颗盘扣。
刚才那个抱怨母亲、嘲笑旧手机、跟我讲小学打架的女人,好像被她自己收了回去,塞进抽屉,落锁。
她语气平淡,像在点评哪家沙县小吃今天盐放重了。
“行了。气也喘匀了。骨头也松快了。”
蓝灰色瞳孔里,那些属于普通女人的烦躁和疲惫悄悄的退潮了。
“现在,我们来聊聊你那个快把自己逼疯的漂亮老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