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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不是父亲胜过父亲（第4页）

我四姑初中毕业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快到尾声，国家控制得不严了。她只办理了在呼和浩特市郊区下乡的手续，实际并没有到农村下乡劳动，只在家中待业。

父亲先是给三叔安排工作，把三叔从老家抽调到呼和浩特市后，马上就找内蒙古一建总公司领导。

原来，父亲把奶奶一家户口迁到呼和浩特市后，考虑以后安排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的就业问题。开始找内蒙古一建总公司的领导——刘姓军代表和董书记，父亲把我爷爷太早离世，剩下我奶奶和四个叔叔姑姑几个孤儿寡母，以及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和艰难等，都跟领导讲清楚。父亲还说：“我现在自己家也是五口人（三弟未出生），孩子们以后全长大，都要上学，各种费用需要的越来越多，我感觉越来越吃力，再加上母亲和四个弟弟妹妹共十口人，我真是没有能力来养活他们，请领导们无论如何要给我弟弟妹妹想想办法解决工作，让他们干什么活儿都行，就是干最苦最累的也不怕，只要给他们一口饭吃就行。”

按常理，一般人是为自己的儿女们的工作而找领导，而我父亲是为自己的四个弟弟妹妹的工作找领导解决，需要安排的人员还挺多，这不符合常理，也让领导们困惑。

这种事比较少见，其实，父亲就办了好几件。

刘姓军代表和董书记，都是经历过战争的军人，曾扛过枪打过仗，对劳苦大众有着本能的阶级感情，他们非常同情奶奶一家的遭遇，同时，也被父亲的孝心和亲情所感动。

领导也了解父亲是个工作狂，知道他几乎月月都超额完成运输任务，年年都被内蒙古一建汽车队评为“先进生产者”，领导也为了帮助职工解决后顾之忧，更好地干好工作，最后跟父亲说：“一定想办法解决你几个弟弟妹妹的工作。”

时隔六七年后，父亲再找领导给三叔安排工作，此时，刘姓军代表已调回北京工作，董书记还在位，他没有忘记当初的承诺，并表示一定尽快就给解决。父亲接连几次找董书记，请求能否尽快给三叔安排工作，并多次跟领导说：“我三弟弟是三十岁的人啦，工作也没有，在家待着，他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更找不上对象。”董书记到最后决定说：“我们已经研究好，你三弟弟可以上班，到劳资处去办手续。”父亲再三对领导表示谢意，并表示，以后用更好的工作表现，来报答领导的关心和照顾。

父亲把三叔安排到内蒙古一建上班后，紧接着到内蒙古劳动局（人社厅）给三叔争取到一个“国营”指标（正式工）。有了这个基础才允许提干，如果只给争取到一个“大集体”指标，就是有再大的能力也只能当工人，这是当时政策所规定的。

三叔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和付出，不久被借调到材料科工作，稍后又调到财务科搞工程预算，这是项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好在三叔在下乡时干过会计，对财务工作不太生疏，很快进入角色。之后，他又调回材料科任副科长和科长，最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升至内蒙古一建三分公司副经理。

父亲为我和弟弟妹妹们找工作，都没有费如此大气力。

我和弟弟妹妹四个人到就业时，父亲就不如早些时候给我四个叔叔姑姑们找工作迫切，可能是父亲对找工作这件事已感到疲倦，也可能是求得人太多，不好意思再求人，还有可能是因为无能为力，为自己的儿女争取到的都是“大集体”指标。父亲也早于儿女为我四叔、三姑、四姑争取到“大集体”指标。

1984年5月，我高中毕业后，先在三叔单位干了三个月临时工，接着三叔给我争取了一个“二集体”指标，待遇比临时工强些。开始到建筑工地学徒干木工，也是干了两个月后，我们这些“二集体”职工大多数转成“大集体”

职工，待遇比“二集体”职工好，其他待遇跟“国营工”（正式工）一样，只是不能提干。又干了一个月左右，正赶上铁路招工。

1984年11月底，我三姑夫得到消息：呼和浩特铁路局招工，三姑夫拿上我的户口和高中毕业证及两张照片给我报了名。他让我抓紧时间复习数学、语文、政治三门功课，准备参加考试。

1984年12月8日，上午，考了语文，下午考了数学，9日上午，考了政治。

不久，三姑夫打听到我被招工录取了，在年底，到新华广场西侧的铁路门诊楼，拿上录取通知书和所分配单位通知。随后，我到内蒙古一建三分公司办理了辞职手续，我在热心肠的三姑夫帮助下，成为了呼和浩特铁路局一名正式工。至今，还在呼和浩特铁路局恒诺呼和公司上班。

我唯一的妹妹，初中毕业后，父亲把她安排到内蒙古一建服务公司上班，父亲没办法给她争取到“国营”指标，最后，只争取到一个“大集体”指标，在单位干出纳和打字等工作。

二弟初中毕业后，父亲把他安排到自己的单位——内蒙古一建汽车队上班。二弟既学汽车修理，又学卡车驾驶，父亲只给他争取到一个“二集体”指标，连“大集体”指标都没有争取上，最后在三姑夫的帮助下，才给二弟争取到一个“大集体”指标。

父亲给我三叔安排工作后，又把我三姑从下乡的地方抽调回呼和浩特市，这次和抽调三叔相比，容易多了。三姑从呼和浩特市到农村下乡，自然要抽调回呼和浩特市。

而三叔是从老家下乡到农村，按政策是从哪里下乡，再抽调回到哪里，再抽调回呼和浩特市，颇费周折，难度相当大。

父亲多次找内蒙古一建总公司的董书记，请求他给我三姑安排工作。领导最终同意给安排工作，也让她到内蒙古一建三分公司上班，跟三叔在同一个分公司上班。最后，也争取到一个“大集体”指标。

等四叔和四姑都初中毕业后，父亲把他俩也安排到内蒙古一建上班，同样给他俩争取到“大集体”指标。

我四叔跟我讲他发生过的几件趣事：“我刚上班那几年，有好几次正跟同学们在你奶奶家抽烟，听见院里你爹的咳嗽声，像要进屋了，吓得我把正抽半截的烟藏进裤兜里，结果把裤兜烧了几个窟窿。还有几次也是正跟同学们在你奶奶家抽烟，你爹已进了家里，手里的半截烟来不及藏裤兜里，就藏在手里，结果把手烧了好几个水泡。”这种事有好几次了，四叔边说边笑，我听后也跟着大笑起来。

那时候，我父亲没批评过四个叔叔姑姑们，更没教训过他们，甚至都没大声跟他们说过话，尤其是三叔和四叔，见到父亲后都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好像还有些害怕。

自这时起，他们四人都有了工作，就有了保障，父亲的重担大大减轻，再不用养活他们几个，开始共同赡养奶奶。

父亲为了给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在内蒙古一建安排工作，自己放弃了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工作的机会。

六、父亲暂时到新华社工作

1977年，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庆祝“内蒙古成立三十周年”大庆的一系列庆典活动。

放礼花是“大庆”的一项主要活动内容。在“礼花之夜”的前一天，我二叔从二连造特市赶到呼和浩特市住到奶奶家，准备去新华广场观看。

在放礼花那天，二叔吃完午饭，午休后领上我向新华广场走去。我俩走到广场时，已经有市民在游玩，还有做小买卖的，有卖冰棍的，有卖炒瓜子的，有给人照相的。位于广场北端，中间隔着一条新华大街的“主席台”上，台子两侧有几排水泥座位，工作人员在忙碌地布置着。这个主席台和周围，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拆掉了，建成呼和浩特市最早的自由市场，80年代中期又建成内蒙古电视台。

下午四点钟左右，有五六辆圆顶子大轿车进入广场西端后，有人员从车里往下搬纸箱子，我好奇地走近，才看清楚全部是礼花炮类的物品。我那个年龄段，很喜欢放鞭炮和礼花炮，心里一阵高兴，今天晚上可有好看的“礼花盛宴”！我从没见到过这么多的礼花炮，盼望着天快点黑下来。我和二叔不打算先吃晚饭，怕回家再来耽误了看礼花，虽然肚子有些饿，却也没心思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