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堤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几棵歪脖子柳树在风里甩着枝条,柳条乱舞。
母亲站在栏杆前,头微微低着,手机贴在耳边。
风很大,把她刚剪短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她没抬手去理。
天空铅灰色的云层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速度很快。
半个太阳卡在河对岸的火电厂烟囱之间,刺目,但不温暖,像一只没有温度的眼睛。
母亲的短发在风中飞舞,像一面被扯碎的黑色旗帜。
她穿了一件米色碎花衬衣,下身是藏青色西装裤,平底皮鞋。
衬衣下摆被风掀起又落下,露出腰间一小截白皙的皮肤。
她的腰还是很细。
她一只手握着手机,另一只手搭在栏杆上,指节泛白。
“嗯,我知道。”她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像收音机信号不好的时候的广播。
“明天去文化局盖章,审批应该没问题。”
“你别担心我,我这么大个人了。”
她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了下去,低到几乎被风声吞没,像一个人把手伸进水里,越伸越深,直到看不见。
她深吸了一口气。
我听到她吸气的声音了,很深的一口,像要把什么话连同这一口气一起吞回肚子里去。
“行了,你忙吧。”
挂断电话后她没有马上离开。
她没有像平常那样挂断电话就急匆匆地回家做饭。
她靠着栏杆站了很久,久到她自己也忘了时间。
风把她的衬衣吹得紧贴在身上,勾勒出一道瘦削的腰线。
她抬手抹了一把脸,是从下往上抹的,掌根从下巴推到颧骨,不知道是在抹眼泪还是在抹灰。
这是2002年春天的某个傍晚。母亲42岁。她的剧团刚拿到了平阳文化局的演出批文。我在平阳读大学,每周打一个电话回家。母亲从不主动提起自己的困难,她唯一的词汇是”忙”和”没事”。但风替她说了。她那干涩的声音、紧绷的语调、沉默的空白,替她说了所有她没说出口的话。
平河的水面泛着夕阳的碎光,像撒了一层碎玻璃在水上。
母亲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从她脚下一直延伸到大堤的堤面上,斜斜的,瘦长的。
她的短发在风中乱舞,遮住了半边脸。
即使从侧面看,她的轮廓依然清晰,高鼻梁,薄嘴唇,消瘦的下颌线。
她今年瘦了很多。
风吹过来的触感,温热,干燥,夹带着河水的腥气和远处电厂飘来的煤烟味。
她握着栏杆的手很凉,指尖的温度被铁管吸走。
铁锈在她的手掌下发出沙沙的声响。
她的眼角有没有泪。
这个问题我在多年后被反复追问过,但谁也不知道答案。
那天在场的人只有她自己,而风已经替她把眼泪擦干了。
第一次母亲站在大堤上打电话时,我在宿舍里辗转难眠。第二次,我翻了个身继续睡。第三次,我看了看来电显示,按了静音。母亲的电话从”重要”变成了”日常”,从”不能错过”变成了”可以稍后回拨”,从”深夜来电”变成了”下周再说”。
大学食堂。
中午。
下课铃刚响过,人群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川流不息。
餐盘碰撞声响成一片,不锈钢的盘子碰在一起,叮叮当当的,夹杂着说话声、笑声、隔座的喊叫声。
我坐在角落的位置,面前摆着一碗兰州拉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