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耳朵上戴了一对很小的珍珠耳钉,圆润的,干净。
母亲笑吟吟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吧,带你去见个人。”
“谁?”
“你猜。”
她走在前面,高跟鞋踩在花岗岩上笃笃笃。银灰色西装套裙是母亲”商务谈判”的标准装束,不同在家穿的碎花连衣裙,那些裙子是棉布的,裙摆上可能沾着油渍。不同在厨房的围裙和卷起的袖口。这套衣服让她从”农村教师”变成了”职业女性”,从家里的厨房走出来,走进一个我去不了的场合。我第一次意识到。这身衣服穿在她身上,让她看起来不太像我妈。而是一个我未曾真正认识的女人。
母亲的短发在风中微微晃动,白衬衣的领子被风掀起一角,西装裙的裙摆紧贴着大腿。
她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
看着她走路的姿态,腰背挺直,步伐不大不小,双手自然地垂在两侧或者偶尔抬起来指一下方向。
她在这个平台上所站的位置,像一个舞台的中心。
但她自己大概不觉得。
她只是穿了身得体的衣服,站在风里等儿子。
和站在厨房里等水烧开没有本质区别。
但在我眼里,画面变了。
不是她变了,是我看她的角度变了。
校宾馆餐厅包厢。
窗明几净,米黄色窗帘半拉着,阳光被滤成柔和的光线。
老贺,贺芳,母亲大学三年舍友,已经坐在里面了。
圆桌上摆了一桌子菜,还冒着热气,清蒸鲈鱼、红烧排骨、酸辣土豆丝、凉拌黄瓜、蛋花汤。
老贺看见母亲,蹭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刮了一下,发出吱的一声。
她两步冲过来,一把搂住母亲的肩膀。
“搞了半天,你弄个儿子在我班里!”
老贺拍着母亲的肩膀,笑得前仰后合,白衬衫下面大胸一抖一抖的。
母亲说:“那是,我都监视你两年了,要不是有人泄底啊,我还得监视下去!”
两人唧唧喳喳说个不停。
母亲坐到老贺身边,笑得脸蛋红扑扑的。
老贺是法学院的老师,她跟母亲是大学舍友,考研去了重庆,毕业后分到平阳。
据母亲说她们在大学时住上下铺,老贺从上铺摔下来过一次,母亲接住了她,老贺不承认这事。
她们在电话里经常聊,一聊就是一个小时。
我从没见过母亲这个样子。在姥爷家她是女儿,端菜、敬酒、听长辈训话;在父亲面前她是妻子,沉默或者吵架;在我面前她是母亲,叮嘱、做饭、问钱够不够。但在老贺面前,她变回了”小张”,二十多年前大学宿舍里那个会唱评剧的姑娘。她说话时手势比平时多,身体语言更放松。她会靠在椅背上笑,会用手在空中比画。她们聊起当年分班的事,聊起一个叫”王建国”的男同学,说那个王建国追了她半年,她没答应。老贺说她”眼睛长在头顶上”。母亲笑着拿筷子打了老贺的手一下:“你才长在头顶上。”
我插不上嘴。
只是默默吃菜,看着母亲笑。
她的笑声和他们平时在电话里的笑声不一样——在电话里她的笑压缩在听筒里,现在它在空气中散开了,带着回音。
母亲的脸蛋红扑扑的,笑起来眼角有细纹。
她的西装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只穿着白衬衣。
领口的扣子解开两颗。
她在公众场合不会这样,但在老贺面前她忘了。
衬衫领口敞开处露出一小片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