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手露在外面,很瘦,手背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的。
我想伸手握一下,手指在身侧动了动,又怕弄醒她。
“我妈呢?”
“打水去了。”父亲说。
我嗯了一声。
站在病房里,不知道该做什么。
把书包放在靠墙的椅子上,拉链头的金属碰到椅面,叮的一声。
站着看了一会儿窗外,对面楼的窗户亮着灯,一格一格的,暖黄色。
有人在窗边走动,模糊的影子。
大概过了两三分钟,走廊里传来脚步声——轻的、碎碎的脚步。然后是开水房那边”咔”的一声,暖壶盖拧开又拧上的声音。
我认出了那个脚步声。从小听到大,母亲走路有一个特点,她的脚步总是很快,但不重。像是怕打扰到别人,即使在赶路的时候。
母亲推门进来了。
消毒水中的重逢
她瘦了。
枣红色的毛衣,还是之前那件,穿在身上明显比之前空了一些。
领口处露出一截高领秋衣的边,米白色的。
毛衣的下摆有些起球了,袖口的线也松了一根,她没有缝。
头发没有扎起来,披散着。发梢有些干枯,分叉了。头发里隐约能看到几根白丝——不是”几根”,是一小片,在耳侧和后脑勺的位置。以前她的头发总是染过的,黑亮的,现在那些新长出来的白发像细小的银针,在灯光下闪着。
没化妆。眼角的皱纹比我记忆中深了,但不是那种”老了”的感觉,是”累”,像是一张被反复折叠的纸,折痕再也抚不平了。法令纹从鼻翼两侧延伸到嘴角,以前没有这么深。
她看到我的那一刻,眨了一下眼睛。不是惊喜,也不是意外,是一种”你来了”的确认。嘴唇有些干,起了一层薄薄的皮。眼白有些发黄,眼袋很重。疲惫挂在她的脸上——不是那种临时性的困倦,是一种累积了很久的、从骨头里渗出来的疲惫。
右手提着暖壶,指节泛白,暖壶有点重。左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像是一个习惯性的握拳动作,但没有握紧。
没有任何装饰,没有项链、没有耳钉、没有发夹。
和去年那个戴耳钉、涂眼影、穿鹅黄长裙的母亲判若两人。
我记得她以前的耳垂上总是有细小的穿孔痕迹,现在那些孔还在,但什么也没挂。
她穿了一双旧棉拖鞋,棕色的,后跟踩扁了,走起路来啪嗒啪嗒的。医院的瓷砖地面,她走路时脚步很轻,不是”轻快”的轻,是”不敢用力”的轻。像是每一步都在试探,腿脚的力气还没有完全恢复。
她看到我之后,第一个动作不是说话。
她把暖壶放在床头柜上,拔开瓶塞试了试水温,然后倒了一杯热水,放在奶奶的床头。
做完这些事之后才转过身来。
“回来了?”
“嗯。”
“吃饭了没?”
“还没。”
母亲沉默了一下。”一会儿食堂打饭。”
就那么几句。
像以前每一次我放假回家一样——先确认我吃了没有,再告诉我下一个安排。
她的声音比电话里听起来更哑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在医院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