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僖上书自辩诬
【原文】
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遂归,终于家。僖与崔篆孙驷复相友善,同游太学,习《春秋》。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僖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骃曰:“然。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圣道,师则先王,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之为善。”僖曰:“书传若此多矣!”邻房生梁郁搀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骃默然不对。郁怒恨之,阴上书告骃、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骃诣吏受讯,僖以吏捕。方至,恐诛,乃上书肃宗自讼曰:“臣之愚意,以为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则天下之善咸归焉;其不善,则天下之恶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诛于人也。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傥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数,深自为计;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顾天下之人必回视易虑,以此事窥陛下心。自今以后,苟见不可之事,终莫复言者矣!臣之所以不爱其死,犹敢极言者,诚为陛下深惜此大业!陛下若不自惜,则臣何赖焉?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帝始亦无罪僖等意,及书奏,立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
《后汉书·儒林传·孔僖传》
【译文】
孔僖,字仲和,是鲁国鲁县人。自从孔安国以下,世代传授《古文尚书》、《毛诗》。曾祖父孔子建游学长安,与崔篆友好。到崔篆在王莽朝做了郡国太守时,崔篆曾劝子建也出来做官。子建对他说:“我有做小民的心,你有做大官的志,各人实现自己的爱好,不也很好吗?道既不同了,请从此告辞。”于是子建回到家乡。
孔僖与崔篆的孙子崔骃又相友好,同到太学求学,学习《春秋》。因读到吴王夫差的事迹,孔僖放下书叹息说:“像这种人,就是所说的画龙不成反为狗的人!”崔骃说:“不错。孝武皇帝开始做天子,年刚十八岁,他崇信圣王之道,以先王为师,五六年时间,号称胜过文帝景帝。到后来放纵自己,忘了他先前做过的好事。”孔僖说:“书传中像这种情况太多了!”隔壁房里的生员梁郁从旁插话说:“如此说来,汉武帝也是狗吗?”孔僖、崔骃沉默不答理他。梁郁心中恼恨他们,暗中上书告发崔骃、孔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案子交到有关部门,传崔骃到官府接受审讯,孔僖被官吏逮捕。刚到牢狱,怕被杀掉,就上书章帝自己申诉说:“我的愚见,认为凡是告‘诽谤’罪,是指实无此事而凭空加以诬罔。至于汉武帝的好坏,明显地载于汉史,像日月一样开朗,我们只是照直谈论书传上写的事实,并非虚构诽谤先帝。帝王做了好事,那天下的好事都归向于他;他做了不好的事,那天下的坏事也集中于他。这些都是有原因自己造成的,所以不能惩罚谈论的人。再说陛下继位以来,政治教化没有过失,而恩德惠泽却又增加,是天下人都知道的,我等人何必独去讥刺呢!假如非议的是事实,那当然应该悔改;倘若所言不当,也应该宽恕,又何必加罪于人呢!陛下不从本原上推究大局,自认为考虑周密;只图发泄私愤,使自己一时痛快。我等人受刑,死就死了吧!但天下的人必定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以此事来探测陛下的心思。从今以后,如见到不应该的事,最终不会有人再进言了!我之所以不惜死,还敢竭力进言,确实是为陛下深惜这千秋帝业!陛下若自己不珍惜,那我又依赖什么!齐桓公亲自宣扬先君的恶行,是为了引导管仲献策辅政,然后群臣才能尽自己心效命君主。如今陛下却要为远至十代以上的武帝避讳事实,难道不与齐桓公相差太远吗?我恐怕刑狱官突然设计进行陷害,使我含恨蒙冤,不能自己陈述,让后世议论的人任意将陛下有所比较。难道能又让子孙后代事后为你掩饰吗?恭谨地赴殿,等待接受极刑。”章帝一开始也无加罪孔僖等人的意思,到此书奏上,立即下令不再审问。并任命孔僖作了兰台令史。
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孔僖在太学读书,一次读到春秋时吴王夫差之事,便与好友崔篆议论古事,涉及西汉武帝。邻舍生员梁郁乘机插话直接辱骂武帝,他二人不予理睬。于是梁郁怀恨在心,反咬一口,诬告他们“诽谤先帝,刺讥当世”。孔、崔二人被捕受审。孔僖不愿就此冤死,于是在危急中上书章帝,进行自我申辩,不仅免去了死罪,反而任为高官。由此可见,这封自辩书写得何等及时、巧妙,并富有起死回生的神力!
首先,孔僖认为所告“诽谤”罪名不实。诽谤,就是捏造事实进行诬蔑。而他们所议汉武帝之事,载之汉史,显如日月,且直说书传实事,故诽谤之罪不能成立。其次,帝王的善恶皆由自己作为,不能惩罚议论的人。皇帝如能自重,爱惜自己的帝业,就应顾全大局,不为快意而泄私愤。最后他希望皇上青史留名,不让后人非议。这是最能打动帝王的地方,也是孔僖因祸得福的原因所在。
当然,孔僖能自辩雪冤,这在诬告成风的帝制下确属侥幸,也并非全靠这封上书的力量。除了他敢于据理力争、对诽谤律进行有力的抨击外,还因为东汉章帝生性宽厚,能明辨是非,孔僖才能脱出冤狱,又受到重用。这样的结果,在历史上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