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河在医院里又躺了一个月。
说是躺,其实更像是一具会呼吸的尸体。人活着,魂丢了。
转到普通病房之后,我不再像在ICU时那样胡言乱语,不再挣扎着要下床,不再撕心裂肺地喊苏清宁的名字。
我变得很安静。
安静地躺着,安静地吃饭,安静地配合治疗。
护士来打针,我伸胳膊;护士来量血压,我撸袖子;护士问感觉怎么样,我说还行。
就像一台被拔掉电源的机器,按一下就动一下,不按就一动不动。
但我脑子是清醒的。太清醒了。
清醒到每一个夜晚,我都能清晰地回忆起那天的一切——那个白色的小药瓶,洒了一地的药片,清宁惊恐的眼神,她抱着我哭喊的声音,还有自己吐出的那口血。
我想起来了,替诺福韦不止可以用于治疗艾滋病,也是乙肝的常用药物。清宁的条件,肯定没有打过乙肝疫苗。
但那个药瓶本身,那道裂开的茶几玻璃,那种被最信任的人瞒在鼓里的感觉,像一根桩子一样,钉在我胸口。
我知道她害怕。知道她从小就害怕被抛弃。知道她所有的讨好、所有的隐瞒、所有的“为你好”,都源于那种刻进骨子里的恐惧。
知道又怎样?
真相就在那儿。她瞒了我多久?几天?几个月?还是几年?她让我置身于感染的风险里。而她,从头到尾,什么都没说。
我该恨她吗?
我一点也不恨,我只想见她。想得要命。
出院那天,阳光很好。
十一月的北方,难得有这样的晴天,天蓝得像被水洗过,阳光透过住院部大厅的玻璃穹顶倾泻下来,在地上铺了一大片金色的光斑。
我站在门口,抬起头、眯着眼,望着那片近乎不真实的光亮,恍如隔世。母亲在旁边扶着我。
“走吧,儿子。”母亲轻轻扯了扯我的袖子。
我没动。
目光扫过停车场,扫过门诊楼的方向,扫过那个她曾经蜷缩过的角落——我后来听护士说了,有个年轻女人在楼道里打了好长时间的地铺,日日夜夜守着ICU或是病区的门。
我知道那不是我妈。
现在那儿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辆白色的小车缓缓驶过,卷起一片落叶。
“走。”我说。
回父母家的车程,我一句话都没说。
母亲坐在旁边,时不时看我一眼,嘴唇动一动,又闭上。父亲在前面开车,从后视镜里瞥了我几次,什么都没问。
他们默契地保持着沉默。
回到那个我从小长大的家,一切都没变。
老式的沙发,老式的茶几,墙上挂着的老照片。
我爸爱养的那盆君子兰还摆在阳台上,绿油油的,活得比我精神。
母亲给我收拾好了房间,还是我结婚前住的那间。
床单是新换的,有股洗衣液的清香。
窗帘拉了一半,我被阳光刺得闭上了眼睛,只感受到一阵一阵的不真实感。
“你先歇着,”母亲说,“妈去给你做饭。”
我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