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宾馆坐落在西长安街,是一栋苏式风格的四层小楼,米黄色的外墙,深红色的窗框,门口立著两棵修剪整齐的松树。
刘光天第一次来这里,是坐著学校派的吉普车。
车窗摇下一半,三月的风带著街边的柳絮飘进来,落在他的蓝布褂子上。
他低头掸了掸,没掸掉,便任由它待著。
“紧张不?”周铁柱坐在旁边,两只手在膝盖上搓来搓去。
他是作为助手来的,负责展示菌种和培养基样品,但此刻显然比刘光天更坐立不安。
“不紧张。”刘光天说,目光落在窗外一闪而过的建筑上。
前世他去过更好的酒店,洲际、希尔顿、香格里拉,这种苏式小楼在记忆里只算朴素。
但此刻坐在1962年的吉普车里,看著街边骑自行车的人流,听著远处传来的有线广播声,他忽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两个时空在他脑子里重叠,又分离。
“待会儿你少说话,”他转头对周铁柱说,“展示样品就行。有人问技术细节,推给我。”
“知道知道。”周铁柱连连点头,又忽然凑过来,压低声音,“听说今天有苏联专家?”
“嗯。医药工业部的合作项目,来考察咱们的抗生素生產水平。”
周铁柱“嘶”了一声,腰板下意识挺直了,嘴里嘟囔著“那我得更精神点”,手在衣领上又整了整。
吉普车在宾馆门口停下。
门童穿著藏青色的制服,戴著白手套,拉开车门。
刘光天跳下来,把背包往肩上一甩,抬头看了一眼宾馆正门。
门楣上掛著一条横幅,红底白字:“热烈欢迎苏联医药专家蒞临指导”。
他跟著引导员走进大厅。地面铺著水磨石,光可鑑人,映出天花板上那盏水晶吊灯的影子。
周铁柱走在后面,仰头看了好几眼,差点撞上前台的桌子。
“刘光天同志?”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迎上来,胸前的钢笔別得端端正正,
“市卫生局的陈干事。校长跟我提过你了。来,跟我来,会议在二楼报告厅。”
报告厅能容纳百人,前排摆著长桌,铺著墨绿色的台布,后面是阶梯式的座椅。
刘光天被安排在第三排,周铁柱坐在他旁边,怀里紧紧抱著那个装样品的木箱子。
“別那么紧,”刘光天低声说,“菌种瓶有缓衝棉,摔不坏。”
周铁柱“哦”了一声,稍微鬆了鬆手,但箱子还是搁在膝盖上,没敢放地上。
会议开始了。
先是医药工业部的领导讲话,然后是市卫生局的匯报,內容都是套话,產量、指標、五年计划。
刘光天听著,目光落在前排那几个苏联专家身上。
一共三个人,两男一女,都穿著深色的西装,打著领带。
女专家五十来岁,银灰色的头髮盘在脑后,戴著一副金丝边眼镜,正低头在笔记本上写著什么。
两个男专家一个年轻些,三十出头,正在翻译的陪同下翻看手里的材料,另一个年纪大些,禿顶,络腮鬍子,目光在会场里扫来扫去,带著一种审视的傲慢。
“下面,请红星卫生学校代表,刘光天同志,匯报土法青霉素製备工艺的研究进展。”
掌声响起。刘光天站起身,把背包放在椅子上,从周铁柱手里接过样品箱,走向讲台。
踩在水泥地面上发出轻微的声响。走到讲台中央,他把箱子放在桌上,打开,露出里面的东西,一瓶淡黄色的发酵液,一瓶白色的结晶粉末,还有几页手绘的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