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若兰回到杏花村的那天,是七月初三。
她是沈家的长女,村里第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在省城师范学院教中文,嫁了个同校的历史老师,日子过得体面而平静。
每年暑假带女儿回娘家住两周,是雷打不动的惯例。
今年因为系里排课排得晚,拖到了七月初才动身,到家的时候院子里的石榴树已经挂满了青果子。
到家第二天,她就觉得底下不对劲。
先是痒,后是灼,分泌物也比平时多,颜色发黄。
她知道这是妇科炎症——城里人管这叫阴道炎,不是什么大病,放在省城挂个号开两盒栓剂就好了。
但杏花村没有妇科,镇上卫生所倒是有一个女大夫,但她去年去过一次,那女大夫手法粗暴,说话更难听,张嘴就是“都结了婚的人了还怕这个”。
她不想再去了。
母亲在厨房里一边擀面一边说:“去找陈医生看看。你小时候发烧都是他给看的,你忘了?”
沈若兰当然记得。
她八岁那年冬天烧到四十度,大雪封路去不了镇上,是陈医生背着药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三里雪路来她家,在炕边守了她一整夜。
她对他一直怀着一份敬重,那是童年时代就刻在记忆里的东西,不会因为她在省城多读了几年书就轻易磨掉。
只是她现在是大学老师了,让她去一个男医生那里看妇科,总觉得不大合适。
但她转念一想,母亲说得也对——村里的女人都找他,人家是正经医生,三代行医,什么没见过。
自己读了这么多书,反倒比村里的大婶们还封建了?第二天她洗过澡换了身干净衣裳,跟母亲说出去走走,出了门就往村口走。
她记得那条巷子,八岁那年发烧的时候母亲抱着她走过这条巷子。
陈医生给她打了一针,她疼得哭了,他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剥了糖纸塞进她嘴里。
那颗糖是橘子味的。
她推开门,那股草药和消毒水混在一起的气味扑面而来。和陈医生记忆中一样熟悉。药柜还是那个药柜,解剖图还是那幅解剖图。
只是她不再是八岁的孩子了。
陈继先从帘子后面走出来。
他比记忆中老了——头发倒是还梳得一丝不乱,但鬓角白了,眼镜腿用白胶布缠了一道,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似乎有些不利索。
但他那双眼睛还是和从前一样,温和的,笃定的,从镜片后面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专业感。
“若兰回来了?”他笑着招呼她,语气里带着长辈对晚辈的亲切,同时又保留着医生对患者的恰到好处的距离,“坐,坐。在省城还好吧?你妈老念叨你。”
沈若兰坐下来,简单说了症状。她用了准确的医学术语——外阴瘙痒,分泌物异常,可能的病原体感染。
陈继先听着,点头,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副新的橡胶手套,一边戴一边说:“做个检查。帘子后面,躺上去。”
沈若兰站起来往帘子后面走。她注意到检查床的朝向不太对——床头靠近帘子,床尾抵着墙,和她省城医院里见过的摆放方式不一样。
但她的思绪还没来得及在这上面停留太久,陈医生的声音已经从帘子外面传了进来,平稳的,专业的,不容置疑的:“裤子脱到膝盖。腿弯曲,分开。”
她照做了。帘子外面传来准备器械的声音——抽屉拉开,塑料袋撕开。沈若兰听着那声脆响,心里忽然动了一下。
她想:棉签的包装不是这种声音。
棉签的包装是纸的,撕开的时候是闷的。
这个声音太脆了。
她还没来得及把这一点模糊的疑虑想清楚,手指的触感落了下来。
她放松了一点——常规的指检,和城里的医生做的没有太大区别。
“若兰,你这个炎症有点顽固。常规用药效果不会太好。”陈医生的声音从帘子外面传来,平稳得像在陈述一个医学事实,“我给你用一种特殊的疗法——穴位给药,配合物理刺激。我们基层条件有限,但这个办法我用了好多年了,效果好得很。”
塑料袋撕开的声音。第二次。她刚才没有听错——这个声音确实不是棉签的包装。
然后是一种触感。冰凉的,滑溜溜的,和刚才的手指完全不同。沈若兰的身体猛地绷紧。这不是手指。不是任何她认知范围内的医疗器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