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门而入的特警戴着防护面罩,全副武装,手电筒的光直直打在我脸上,我眯了一下眼。
领头那个人明显愣了一下。
他大概想不到这房子里还有活人,更想不到一个小孩能在那种浓度的信息素残留里待上几个小时。
一个女警把我裹进毯子里,抱着我往外走。她的面罩还没摘,呼吸声闷闷的。
“别害怕。”
整个社区都被拉上了警戒线。
路边的草坪上站满了人,救护车的灯红蓝红蓝地转,我从毯子的缝隙里看见隔壁那对夫妇,男的那只手搭在妻子肩上,表情很复杂。
看见我出来的时候,他往后退了一步。
好像我是什么不该活下来的东西。
后来的事情是被人推着走的。先去了医院,抽血,扫描,测腺体发育程度。
检查结果出来,一切正常。腺体未发育,信息素反应为零。医生说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小,腺体还没成熟,所以对信息素不敏感。
我始终保持缄默。
在医院待了两天,又被送到了福利院。各种表格,各种签字,各种人弯下腰用同一种语气问我“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不说话,只点头,这就是我的全部回答了。
他们可能都在怀疑我是不是个哑巴。
我在福利院待了两年。
说实在的,还不算太差。
吃得饱,穿得暖,有床睡,有书看,福利院和社区中学的老师都挺喜欢我,毕竟我安静、听话、成绩优异。
除了不爱跟人交流,性格略显孤僻之外,也找不到别的缺点。
再说了,不想跟别人说话也不犯毛病。
如果硬要说缺点,也不可能没有。
比如说,我会无缘无故流泪,眼泪会控制不了地掉下。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明明什么事情都没有,就是会莫名其妙流泪。
我能做的,也只有尽量不让福利院的男女老少看到。
因为,任何眼泪都是需要理由才能流下的。
我可不想小小年纪就被冠上有心理疾病的名头。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我甚至已经盘算好了,按这个节奏混到成年,考个差不多的大学,找个差不多的工作,继续重复我上辈子那种差不多的人生。
院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的时候,表情还有点微妙。
我预感不妙。
办公室里站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五十岁上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院长在旁边介绍说,这位是赵多良先生,从首都来的,代表我父亲生前的老板。
我爸的老东家。
那个从我爷爷那辈就开始服务的家族。
我问了一句:“你们想干什么?”
赵先生看着我,语气恭敬地说:“接您离开。”
我盯着他看了几秒,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最一开始哪去了?
我爸妈死的时候,我在医院被当成医学样本翻来覆去检查的时候,我在福利院过第一个冬天,暖气管坏了一周没人修,快要被冻死的时候,你们在哪?
当然,我没胆子问出口。
因为他也就是个打工的,只是在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