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到初三的日子,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日复一日的重复里,慢慢往前挪。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就要起床赶公交,书包沉甸甸压在肩头,试卷一张叠着一张,测验、月考、家长会,一轮接着一轮压过来。
厂里的气息从来没变,终日漂浮着机油混着柴火的味道。
大刘依旧爱玩笑式地喊我小少爷,口吻熟稔随性。
老顾照旧话少,偶尔随口问一句我的学业进度,不问深浅,不问好坏,问完便折身回车间,埋首堆货与器械之间。
父亲那件常年穿在身上的衬衫边角渐渐磨旧,风霜压在肩头。
回忆里,很多细碎的难堪,都发生在初一的时候。
一次早操排队,人群挤得密不透风。我往后退一步,鞋底结结实实踩到前面男生的白球鞋。
我连忙低头道歉:“对不起。”
他猛地回过头,扫了一眼发现是我,飞快吐出一句本地土话。话音落下,转瞬又换上笑脸,摆了摆手:“没事没事。”
只是他前后语调反差很大,前一句语气生硬冲人,后一句又说得轻描淡写。
我听不太懂方言,分辨不出具体意思,只心里隐隐别扭,搞不懂为什么态度转变得这么快。
这件事我没有争辩,那一丝怪异的感觉留在了心里。
当天晚饭过后,工人们都已经散开回住处或者车间。
饭桌边只剩下我、母亲还有老顾,母亲正收拾桌上残余的碗筷,准备洗碗。
我帮母亲收拾碗筷,把早操排队那一幕复述给她听。
母亲擦碗的动作骤然一顿,指尖抵在瓷碗边沿,停顿了一会儿。
听完我的话,她眼底泛起浅红,却扯不出一丝笑意,只轻声道:“不是什么好话,你不用放在心上,别理他们就好。”
我还想追问究竟是什么意思,她语气轻轻却坚决,只重复那句:“听不懂更好。”
随后的沉默持续片刻,旁边一直听着的老顾缓缓开口,语气朴实,带着一点笨拙的宽慰:“不用管他们。你的成绩比他们好多了,把书读好就够了。”
我轻轻点头。心里并不觉得愤怒难过,只是懵懂不解:既然嘴上说着没关系,为什么先要说出态度那么冲的话。
隔了一段时间,记得是一个课间,前桌的同学转过来说:“晓宇,周末去漫展不?就市区那个。”
“我住城郊,有点远。”我说,“而且我也没怎么看过动画片。”
旁边一个本地的同学走过来,拍着前面同学的肩,笑着接话:“那叫动漫,不是动画片。别找他了,他就是个外地的土包子。我们去就行了。”
前桌的同学看了我一眼,有点尴尬,也没再坚持。
我脸颊发烫,没有出声。
接二连三类似的小事之后,班上的人便不再邀约我。
所有人都默认,我住在遥远的城郊,很难参与他们的玩乐。
隔阂就这么悄悄横在我和本地同学中间。
的确,我没有上网设备,接触不到这些新鲜事物,家里的电视就只有六个频道,傍晚播的《大风车》算是我为数不多的课余消遣。
每次听他们热烈讨论,我只能安静点头附和。
往后的日子照旧流转。
我每天挤公交往返城郊,时常置身于听不懂的本地闲谈,默默埋头念书。
我的考试分数一直名列前茅,因为我心里清楚,只有读书这件事,我还能做得不错。
时间一路来到初三上学期期末。校园里气氛冷清下来,不少外地来的学生已经确定要转回原籍读书。
我在学校里的朋友不多,基本都是和我一样的外地学生。
寒假前的最后一天,楼道风口,和我同样是外来的好朋友拦住了我,他紧紧攥着书包背带,风把校服吹得贴紧后背,神色落寞。
“晓宇,我要回老家读书了。”
我并不意外,这段时间已经陆陆续续送走好几个外地户籍的同学:“我知道,早就听你提起过家里的打算。”
“我爸妈说没有上海户口,没法在这里读高中,要参加高考就得回去。”他抬眼看我,目光里带着茫然,“你呢,你家里是怎么打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