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默。
这名字是我妈起的,说这孩子从小话少,闷葫芦一个,叫陈默最合适。
其实我不是话少,我只是不爱跟外头的人絮叨。
跟我妈,我话多得很,多到她有时候拿勺子指着我,说你怎么比巷口卖豆腐的婆婆还唠叨。
我就笑,说谁让你是我妈呢。
她就拿眼睛剜我,剜完了自己先绷不住,眼角的细纹往上一挑,笑了。
我爸走得早,因为一场没道理的事故。
我对他的印象已经像一张被水泡烂了的旧报纸,字迹晕开,认不真切了。
我妈从来不提他,我也默契地不问。
日子就是我们两个人过,锅碗瓢盆,晨昏交替,过了整整十六年。
那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过半的时候。
外头的世界变了,变得快,变得冷,变得不讲私情。
少子化像一场无声的瘟疫,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掉进了冰窟窿里,怎么都打捞不上来。
政府先是劝,后来是奖,再后来就只剩下了硬邦邦的条文。
那年春天,一纸政令落到千家万户育龄女性的头上——所有适龄未孕女性,必须赴指定医疗机构接受生育能力检测;合格者,不问意愿,统一安排人工授孕。
说白了,就是国家替你决定,什么时候怀,跟谁怀。
那封信寄到家里那天,是个寻常的周三下午。
我拿回来的,牛皮纸信封,左上角印着鲜红的文号。
我妈在阳台上晾床单,身影被午后的阳光投在客厅里,腰肢到臀胯那一截的曲线,被那件家常的藕色衬衫裹着,随着她扬手挂床单的幅度,一扭一摆。
她的身段不像少女那般清瘦,是熟透的梨形,腰并不极细,但收得恰到好处,臀却饱满地挺着,像一颗待人采摘的丰实果品。
我坐在沙发上,把那张印满宋体铅字的通知读了两遍。每一个字都认识,可拼在一起,我胃里头就像被人塞进了一块粗粝的磨盘。
“妈,”我开口,声音有点涩,“政府来的。”
她擦着手进来,接过信纸。
她的手指修长,指节圆润,手背上有一层细密的、几乎看不见的小绒毛,在光线下泛着浅金色的光晕。
她垂着眼睛,一行一行看下去。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睫毛在脸颊上投下的扇形阴影,看着她因为阅读微微抿起来的唇。
那两片唇饱满,下唇尤其丰厚,色泽是天然的蔷薇红,不涂口红也好看。
她看完,脸上没什么波澜,只轻轻“嗯”了一声,把信纸折好,搁在了茶几的玻璃台面上。
“不去成吗?”我问。
“都来通知了,”她抬眼看我,那眼光温温的,带着点安抚的意味,“哪能不去?就当是体检了。”
“那能一样吗?”我声音陡然大了半度。
她看着我,没说话。
客厅里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
我知道她懂了。
她当然懂。
人工授孕,那意味着她的身体要被人打开,被陌生的医生审视、摆弄,被一根不属于我们这个家的管子,把陌生人的种子送进她肚子里。
那个画面像一根鱼刺,卡在我喉咙里,上不来,下不去。
“有什么不一样?”她轻声问,语气里甚至带点逗弄的笑意。
我答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