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过背面。
空白。
纸盒里也再没有第二张。
我扯开皮筋,把电插上,拔下来,再插回去。
绿灯不灭。
这台机器不需要我的电。
或者说,它要的是另一种电,来自一个我看不见线的地方。
“搞什么鬼。”
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撞了一下。我又说了一遍,这次拔高了嗓门,像是要给自己找个证人:“谁在耍我?”
没有人答。
冰箱还在嗡嗡响。
墙上的钟指着四点十七。
倘若那张纸是认真的——它不可能认真——三十分钟就会在四点四十七分耗尽。
我笑出声来。
那笑声又短又涩,卡在喉咙里。
一台机器怎么能索要这种事。
我又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读懂它的意思,而那个意思本身,早已越出一台办公机器被允许开口的范围。
按字面理解是疯了。
往别处想更疯,因为我根本看不见可以抓住的别处。
我本想把纸揉了,手却停住。
不是因为我信,而是因为纸还温着,刚印出来的那种温。
正是这点温度让我更不舒服——比起一张多年前的玩笑、我忘了扔掉、早已冰凉的废纸,这温度更难对付。
我把纸搁上架子,挨着一张还没付的电费单,然后站着看它,像看一只蟑螂:不想碰,也不想装没看见。
有人敲门。
不是门铃。
我家门铃从过年就坏了,挂在门框右侧,像一只瞎了的眼睛。
来人用指节敲。
三下。
间隔均匀,不急。
像已经在廊檐下站了够久,下定决心:门开不开,自己都不走了。
我的心跳偏了一拍。